杨富贵回答说：“信访办的同志出面接待的，可是，公安局都沒招，他们又能怎么样呢。”
楚天舒又问：“那最后是怎么把家属劝走的呢。”
“楚书记，你沒在家，这事儿就汇报到大木县长那儿了。”杨富贵有点迟疑，看楚天舒还在等结果，就接着说：“大木县长指示，公安部门继续侦办此案，在沒有破案之前，先锋客运公司先停业整顿，这才把家属安抚住。”
“这就奇怪了。”楚天舒颇为不解地问：“公安部门都说沒线索，破不了案，大木县长怎么就让先锋客运承担责任了呢。”
听楚天舒这么说，杨富贵顿时精神一振。
“唉，这说來就话长了。”杨富贵轻轻叹了口气，又喝了口茶，说：“南岭县就两家运输公司，就是‘大通’和‘先锋’，七八年前，刚成立的时候就为了抢生意闹得不可开交，当时老书记在位，他亲自出面协调，定下來‘大通’搞货运，‘先锋’搞客运，一直这么延续下來的，所以，客运车上出的事，自然要找到‘先锋’的头上。”
“哦。”楚天舒作恍然大悟状，缓缓地点头，说：“照这么说，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啊。”
楚天舒的态度又变了，杨富贵有点着急，说：“可‘先锋’公司觉得冤枉啊，他们调查了公司所有的司机，他们在事发时间都不在现场，而且都有证明人。”
楚天舒如有所思：杨富贵这是要替先锋公司出头的节奏啊。
“原來如此。”楚天舒说：“‘先锋’公司不服，他们的司机又开始闹腾了。”
“可不是的吗。”杨富贵说：“这案子一时半会儿破不了，‘先锋’公司一直停业整顿下去，等于砸了司机们的饭碗，养家糊口都成了问題，当然要向县里讨说法。”
楚天舒想了想，又问：“‘先锋’公司停业了，那县里的客运不就停摆了。”
“沒有，‘大通’公司搞了几辆面包车，趁机做起了客运的生意。”杨富贵忧心忡忡地说：“大通公司的周伯通是个人物，先锋公司的欧阳锋也不是个善茬儿啊，这原有的平衡一打破，怕是消停不了哇。”
杨富贵说话的时候，一直在偷看楚天舒的表情。
楚天舒脸阴沉了下來，默不作声了。
见楚天舒半晌沒说话，杨富贵又解释说：“楚书记，我本來是懒得过问这些破事的，可这事儿沒了结，我把情况给你介绍介绍，哪天再闹腾起來，你也好有个思想准备。”
“老杨，谢谢你。”楚天舒说：“你这个提醒很及时啊。”
杨富贵见该说的话都说了，便起身告辞，临到门口，又忍不住停下脚步，说：“楚书记，老书记昨晚上给我打电话说，他老人家的感觉是，这很有可能是‘大通’公司捣的鬼。”
楚天舒握着杨富贵的手，说：“老杨，你跟我这么一说，我心里有点儿数了。”
把杨富贵送出去，楚天舒坐下來，把杨富贵的话又重头到尾琢磨了一遍，思路就很清晰了。
大通公司的老板周伯通投靠的是付大木，先锋公司的老板欧阳锋最初的靠山是老书记，杨富贵是老书记一手提拔的，在老书记退位之后，他就成了先锋公司的幕后代言人。
浮云矿场停产半年，大通公司的生意难做了，周伯通就有意要來抢占欧阳锋的客运市场。
女乘客被猥亵事件，只是一根导火索。
种种迹象表明，这根导火索很大的可能性还是周伯通派人点着的，为的就是把火烧到先锋公司的老板欧阳锋的头上。
以杨富贵当前的地位和势力，自然拗不过如日中天的付大木，所以，楚天舒一回來，他第一时间就來找他这个书记，以求得到楚天舒这个县委书记的支持。
楚天舒理清了思路，心里便有了主意：既然你们之间有利益冲突，那我正好将计就计，把杨富贵拉到自己这边來。
正思考着，门又被敲响了。
这一次，敲得比较响亮。
进來的是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手里拎了一个鼓鼓囊囊的真皮包。
來人笑呵呵地掏出一张名片，双手递给楚天舒，恭恭敬敬地说：“楚书记，您好，我是宏建工程公司的顾远才。”
楚天舒一边看着名片，一边斜睨了顾远才一眼。
顾远才上身穿一件名牌t恤，下面是一条浅蓝色的休闲裤，裤子放得很低，腰带系在肚脐眼下面，再加上他那圆圆的大肚子，一看就是个生意人，而不会是县里的官员。
在一般人看來，官员与商人都很有派头，有时候难以区分。
以前楚天舒也有这个困惑，后來，接触的官员和商人多了，便总结出一个有趣的现象，一个人是官是商，从他裤子穿的高低便能够一目了然。
在官场中，无论官大官小，无论高矮胖瘦，无论年纪大小，几乎都要把裤子提得很高，其高度一般都在肚脐眼之上，而经商的老板们，无论钱多钱少，无论胖瘦高矮，无论岁数大小，又大多把裤子提得很低，腰带几乎一律都在肚脐眼以下，只要不把裤子掉下來，似乎觉得越低越够派头。
这沒有什么明文规定，官员们不能把裤子放低，老板们不能把裤子提高，但是，官与商在这个细节上似乎渭泾分明，成了一种约定俗成。
楚天舒和卫世杰曾经讨论过这个现象。
两个人想來想去，觉得唯一能够解释得通的理由就是，官员们习惯于西装革履，老板们习惯于穿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