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已经走完了，周阳去年全年的收入也早就核算完毕，大致可以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是月薪，周阳一开始入职美林银行时是d，后来又晋升为md，薪水上升了不少，总共加起来全年的薪水收入，大概为60万港币左右。
这个工资水平在八十年代初的香港，至少能挤入金领阶层了。毕竟普通工人的月薪也就一两千港币，像刘粟这样的中大毕业生，起薪也才四千港币而已。
八十年代的香港大学生，虽说没有内地那么金贵，但同样是天之骄子。因为英国政府对殖民地的教育，历来是采取压制政策。
比如后世香港的法官们屁股歪的厉害，里面还夹杂了大量白人面孔，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香港的高等教育体系里，长期没有法学专业。直到1969年，港大才开设了法学院，开始系统地培养本地法学人才。
而按照港英当局不久前刚刚修改的法官入职资格条例，只有执业超过十年的律师，才有资格受聘成为法官。
也就是说1969年入学的第一批法学生，最快要等到1983年才有资格竞聘法官。而在这之前，华人只有留学其他英联邦国家，才能攻读法律。
能出得起留学费用的家庭自然是少数，所以华人法律人才本来就比较紧缺。而华人法官在香港法院中，历来又是低人一等的存在。比如相同职级的法官，白人的薪水要比华人多许多。
所以即使有本地精英选修法律，也只会停留在收入更高的律师上，而不会转职去做声誉更高的法官。
这也导致了香港司法界长期被白人把持，即使偶尔有些爬的比较快的华人法官，也大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符合西方双标价值观的“精神英国人”。
除了法学之外，国内传统划分中的工科，同样是香港高等教育里的重灾区。甚至从深层次来讲，这也是香港工业没能完成升级转型的重要原因，毕竟八十年代的香港根本无法为本地企业，提供往上升级所需的智力支持。
其实香港工商界早在七十年代就开始向港府呼吁，要求在现有的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之外，再成立一所香港科技大学。结果港英当局从筹划到建成花了将近十年，直到1993年才把这第三所大学全部建好。
后世的港大、中大和科大之所以全球排名那么高，完全是回归后特区政府花巨资强行砸出来的。只可惜那个时候的香港工业早就凉透了，而作为香港经济新支柱的房地产和金融业，根本用不到那些花重金打造的顶级实验室里，开发的各种前沿科研成果。
结果拥有5所能够长年挤进各大全球名校排行榜单前百名，其中3所大学甚至能稳居前50名的香港，没能发展成东方硅谷也就罢了，在高新技术领域甚至连给隔壁的深海市提鞋都不配。
说回到周阳的收入，别看他的底薪也不算太离谱，但金融业真正让人羡慕的是那恐怖的年终奖，或者换一个香港本地的词汇来说叫花红，这才是真正的大头。
周阳去年的花红高达1200万美元，如果按照香港目前的税率，他差不多要缴纳1200万港币左右的薪俸税。
要是特区政府也就算了，但现在是向英国人交钱，周阳自然就不爽了，直接去找专业人士帮他把避税大法用到极致。
俗话说：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周阳聘请的税务专家，很快就帮他找到了香港税法中的一个大漏洞，那就是目前的薪俸税只对现金征税，并不对股权征税。
如果周阳能把他那些花红变成用股票来支付，就可以全部排除在应纳税额度之外。当然，这并不是说随便从二级市场买入一部分股票，然后以公司的名义转给个人，就能完成避税。
如果漏洞真的有那么大，精明的香港人早就借此大规模逃税了。那样的话，港府不可能把这个漏洞留到现在，早就修改税法把它堵上了。
这里所说的股票，是指纳税人所在公司自身的股份和期权。许多公司会给管理层制定激励计划，只要达成一定的业绩目标，就能免费或者低价从公司那里拿到一部分定增的新股。
但是股票这东西涨跌不断，今天可能还是十元一股，每天可能就只剩五元一股了。期权就更加虚无缥缈了，将来最终会不会被行权都还不一定。
所以如果把股票也计入纳税额，很可能造成纳税人最后缴纳的税额，比真实应该缴纳的要高的情况。
港英当局作为殖民政府，制定政策时很重要的一条原则，就是降低自己的统治成本。像税法追求的原则就是简单明了，降低增收难度。
所以遇到股票分红如何征收薪俸税这种复杂的局面，通常的操作就是直接把它排除在税法之外，免得大家以后每年都要为此耗费大量的脑细胞。
毕竟港英当局的财政预算历来都是讲求量入为出，收上来多少税就办多少事。只要公务员阶层的薪水不受影响，香港发展的好与坏、快与慢，对港督、布政司等上层英国人还真影响不大。
你港督就算把香港发展的再好，也不可能向界河另一边的深海市负责人那样，可以从厅级干部升到省里当省级干部。如果这份履历足够亮眼的话，甚至可以支撑你向更高的目标发起冲击。
但英国就不一样了，人家是民主的选举国家。真正掌握权力的下议院，但每一个议员席位都是由选民用自己的选票。
香港人可不是大英帝国的选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