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姆·库尼在香港待了一个月，最后的结果却没有出乎周阳的预料，他最后还是选择了由吉布森公司独资建厂。
香港印刷业的规模不算小，全港各地拥有的印刷厂超过了100家，但能入汤姆·库尼法眼的企业却很少。
香港工业最大的特点就是小而散，根据港府公布的数据，截止到1980年底，全港拥有的工厂数量超过了4.5万家。
但是雇员超过500人的工厂，竟然只有150家左右，只占了全部工厂比例的0.33。而雇员规模不超过50人的微型工厂，占比却高达93。
香港可以说是抓了一把好牌，却被活生生打得稀烂的典型代表。众所周知，香港的工业腾飞始于五十年代初。
当时因为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西方国家开始对新中国实行物资禁运。香港的转口贸易遭受重创，被迫发展工业来吸纳庞大的就业人口。
但香港工业的腾飞其实并没那么多悲情主义色彩，反而可以说是撞上了一波天大的狗屎运。
因为国内动乱不堪，从1945年到1950年之间，香港在短短五六年间，就涌入了150万的人口。
这些新增加的人口中，既有粤东周边地区的贫苦底层劳动人民，也有携带了资金、技术的国内资本家。
1949年时，全国的工业可以分为三大块，第一部分是日军为战需搭建的东北重工业体系，第二部分是江浙沪以纺织业为代表的轻工业体系，第三部分则是国内其他地区的零散工业。
其中以沪海市为核心的江浙沪轻工业区，产值占到了全国工业总产值的近三成。当时大量江浙沪资本家南下香港，带来了海量的资金、技术工人和机器，这才使得香港纺织业能迅速崛起。
而香港本地的市场规模有限，内地的市场又因为贸易禁运被隔绝，所以香港的工厂订单只能依赖于海外市场。
香港作为英联邦成员，进军英联邦市场比大部分非英联邦的国家和地区更加容易。而美国为了补偿对国内贸易禁运对香港造成的损失，又在1953年对其开放了国内市场。这使得香港拥有了广阔的海外市场，可以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经济。
与此同时，欧美等西方国家战后重建的重心，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纺织业等轻工产业迎来了第一次全球性的大规模转移。
但当时国际流行的思潮却是贸易保护，南美和亚洲的许多国家，经济重心放在内向发展，对于出口贸易并不积极。
这就给了香港一个极其有利的出口空窗期，香港发展出口导向型工业，比亚洲四小龙中的其他三个地区，分别早了5到15年不等。
亚洲地区与香港一样，从开始就承接了全球产业转移红利的地区，全亚洲除了香港之外就只有日本了。
但是日本早在六十年代就开始了第一轮工业升级转型，工业重心从纺织等轻工业向钢铁、造船、汽车、化工等重工业聚集。
而进入七十年代之后，日本又启动了第二次产业转型，这次发展的核心开始向以半导体为代表的高科技领域冲刺。
而1980年的香港与三十年前相比，却几乎在原地踏步。早在五十年代初，国内南下资本在香港投资的1800家工厂中，超过500人规模的有25家，占比达到了1.4。
结果经过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后，香港非但没能培育出更多有竞争力的大型企业，大型企业的占比反倒降低了不少。
许多人把香港战后经济的繁荣，归结于英国人的积极不干预政策。但实际上正是港英政府的“积极不干预政策”，直接导致了香港工业迟迟没法完成升级转型，最后被亚洲四小龙中的其他三个竞争对手逐一超越。
以韩国为例，朴正熙在1963年刚通过政变上台时，韩国的出口总额还不到香港的零头。但在朴正熙的大力发展下，韩国的出口额只用十年时间就反超了香港。
从六十年代末开始，韩国政府开始大力扶持电子和重工业，结果成功培育出了三星、lg、浦项、现代等一大批世界级企业。
而反观香港，其工业化巅峰是在1970年，之后便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衰落之路。没错，香港工业的衰落不是始于八十年代，而是从七十年代就已经初露端倪了。
其中的典型案例是纺织业，欧美国家从六十年代开始，逐步对纺织产品实施了越来越严格的进口配额制度，于是以出口导向为主的香港纺织业很快遭到了重创。
正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香港轻工业发展碰到了天花板，对此感触最灵敏的自然是香港的企业家们。于是从六十年代末开始，大量香港企业家逐渐转型成了香港地产商。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港英当局对发展香港工业没有兴趣？
因为殖民政府的核心工作，是维持英国的殖民统治，而不是发展本地的经济。甚至在殖民当局看来，以华人为主导的香港工业要是崛起太快，会使得华人的力量难以控制，最后危及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
所以，英国人才会吹嘘所谓的“积极不干预政策”，换句话说就是我不给你们扯后腿，让你们自由发展，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了。
中国古代有苛捐杂税猛于虎的生动比喻，所以总有许多人认为，税收少的政府，就一定是好政府。
其实这是一种极为愚蠢的观点，判断一个政府合不合格，在于其有没有为广大人民谋福利。
只要收上来的税能做到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