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问题，是大明第一大问题。
大明是一个农业大国，有近两亿的农民。
可以说90以上都是农民。
要治理这个国家，就必须解决农民问题。
那么为什么直到崇祯十二年，才开始尝试大规模减轻徭役？
因为即便是皇帝，也必须遵从客观规律。
那2亿多人，在账面上看是一个数字，但真正下去后，是每一个活生生的人。
每一个人一顿不吃就会饿，两顿不吃会饿得发慌。
所以啊，凡是有先后。
改革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缓和的粮食危机。
第二个五年计划是完成的商业的雏形。
到此为止，农民其实依然是农民，大多数人依然还是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
即便北京、上海、广州、武昌、开封、南京、苏州等新城越来越繁华，但能容纳多少人呢？
就说这七个城市，每个城市平均150万人，一共也就1050万人，总人口的二十分之一。
而且这十多年的关内的和平，总人口早就超过2亿人了。
所以，现在可能有2亿人都在农村。
想要真正让大明朝变得富强起来，是需要提升城镇化率的。
现在的大明朝城镇化率，算上全国其他的城市的人口，大概也就9左右吧。
这也符合古代的城镇化率数据，明末史料上的数据差不多也是9。
而新中国在建国的时候，城镇化率大概是10.64，到了2017年已经到了58.52了，大量的人口迁移到城市。
城市化率反应了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可以直观反应国家的综合管理能力、经济水平。
既然大明朝现在的农民还是大多数，都还在田里，是不是说朝廷现在到处建城，把大家吸引到城里来，就可以了呢？
如果国家的发展这么简单就好了，张凡也不用心力憔悴，前前后后搞那么多事。
他前两天看到最新的从海外进入大陆的粮食，崇祯十一年一整年，进入了1.5亿石。
孙传庭现在还没有传来对占城的处理结果，崇祯还在等着孙传庭的好消息。
占城那个地方一点拿下来，立刻就可以建立军港，并且有大片大片的粮食可以进入大明朝的东部沿海，从东部进入中部、西部。
一旦更多的粮食涌进来，就不需要那么多农民了，农民可以转化成工人。
开始真正的城镇化率的历史进程。
如果现在贸然开启新城新建，一是农民没钱买房子，二是地方官府没钱发工钱。
有人说可以让商人找银行贷款，开启印钞机拉动房地产，让房地产成为大明朝经济的引擎啊！
说这话的都是在工业时代吃太饱了的。
农业时代的人力最主要的还是要待在田里，因为粮食总量不够，必须要求农民待在田里。
只有粮食总量持续增长，通过便利的交通方式，调解各地粮食分布的不均匀，才能考虑下一步拉动大基建。
那是后话，眼下要解决的是眼下农民的劳动时长的问题。
徭役制度调整之后，大量的农民将会减轻负担，有更多的专心在田里，有更多的时间腾出来种各种农作物。
而且里甲制度的改革，新村官、镇官的改革，对应的就是对农村的发展和思想教育工作。
想完这些问题，崇祯暂时没有再去想了。
不过最近火器走私案闹得风风雨雨，有些大臣认为都是民间铁矿厂惹的祸，应该禁止民间冶铁。
这事又吵起来了。
禁止之后，铁矿的产出数量肯定会减少，这无疑是与现在铁路新政是背道相驰的，与皇帝的方向是背道相驰的。
于是各种口水战就上演了。
而在正月二十日的时候，李岩在御前会议上提出了一个观点，让原本就口水纵横的朝堂鸡飞狗跳起来。
他提了啥？
他是这样说的：“陛下，臣做了一份核算，如果要建立从北京到辽北的铁路，从北京到武昌的铁轨，从武昌到长安的铁轨，从长安到敦煌的铁轨，还有从沈阳到兰州的铁轨，需要增加冶铁厂，并且需要加大对民间铁矿开放力度。”
他此话一出，简直如同天雷滚滚一般，轰得许多人外焦里嫩，呆立原地。
“此话大谬！”刘鸿训站出来了，“陛下，这次的火器走私案的最大原因就是放开了民间冶铁厂，才导致民间有铁器能够制造火枪。”
“若是在这个时候还要加大开放民间冶铁厂，必然会进一步让民间这群人更加猖狂。”
刚从陕西回来的施凤来说道：“陛下，臣倒是觉得刘大人说的有理，现在进一步开放民间铁矿，恐怕不利。”
李岩说道：“蒸汽火车铁轨建立在即，以后用铁的地方会更多更多，若是不开放民间冶铁厂，仅仅只是靠朝廷和地方官府，是无法满足铁路对铁器的需求的。”
刘鸿训瞪大眼睛，直接说道：“那也不能随意开放，这一次走私火器的问题，难道教训还不够深刻吗！李岩你这般如此，是何居心，难不成你在这里面有利益纠纷！”
刘鸿训的性格是比较刚直的，是那种有什么就说什么的。
也正是他这种性格，在正统历史上得罪了崇祯皇帝被罢官。
李岩不卑不亢说道：“刘大人身为内阁大臣，说话得有依据，不要信口雌黄，刘大人可曾测算过铁路一旦建成，对大明朝将会有多大的作用？”
“就算再大的作用，铁矿是国家战略资源，绝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