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五年，裴垍因病辞去相位，李纯借机召回了还在扬州的李吉甫。在很多人看来，这只是一个小插曲，但对李吉甫而言，元和三年的策论案始终是其挥之不去的一块心病。二十四桥的明月没有能够抚慰他受伤的心灵，烟花三月的亮丽景色也没有舒缓他郁闷的情怀。因此，再度拜相的李吉甫，已不再是那个可以与政敌“相逢一笑泯恩仇”的贤明宰相，相反，他频频出手，报复曾经与自己结怨的政敌，就连昔日的知己，贤明正直的前宰相裴垍，也没能幸免，被李吉甫借机贬为太子宾客。李吉甫睚眦必报的作风，传入了天子李纯的耳内，为了防备他不顾大局的快意恩仇，李纯起用了李绛，用来牵制李吉甫。
说起来，二李不仅是同姓，而且还是同宗，他们都出于赵郡李氏，但二人的性格却是水火不相容，冰炭不同炉。李吉甫是一个功利主义者，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比如，为了保住自己的相位，曾经对宦官深恶痛绝的李吉甫，也悄悄地与宦官搭上了关系。当然，李吉甫拉拢的是元和年间恩宠最隆，威权最盛的大太监，吐突承璀。与李吉甫不同，李绛天生是一个道德主义者，儒家的道德规范和君臣大义是其行事之准则。不管是谁，只要违反了规矩，李绛都会毫不犹豫的加以制止，即使对方是炙手可热的大太监吐突承璀，甚至是天子本人也不行。
元和四年，左军中尉吐突承璀领功德使，盛修安国寺，奏立圣德碑。碑楼建好后，吐突承璀奏请翰林学士为其撰写碑文，并准备了丰厚的润笔费。李纯将这一肥差交给了当时还是翰林学士的李绛。李绛不仅没有欣然接受，更直接上书云：“尧、舜、禹、汤，未尝立碑自言圣德，惟秦始皇于巡游所过，刻石高自称述，未审陛下欲何所法！且叙修寺之美，不过壮丽观游，岂所以光益圣德！”言下之意，你李纯如果刻石记功，就是秦始皇；如果放弃，就离尧舜禹汤近了一步。李纯只好下令推倒碑楼，吐突承璀拍马屁拍到了马腿上，也只好打碎牙往肚子里咽，悻悻的将碑楼推到了事。
看起来，道德君子李绛似乎更适合执掌朝政，其实不然。李绛是天生的幕僚和军师，是适时提出建议的旁观者，却不是一个理想的决策者和执行者。他的价值，在于语言，在于用冷静的大脑，对形势作鞭辟入里的分析，适时提出合理的建议，为天子的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和参考。在与李绛针锋相对的辩论中，李吉甫落尽下风，其人品似乎也不如李绛，但李吉甫是天生的执行者，他的价值在于行动，雷厉风行的行动。整个外朝，在他的控制下，有条不紊的为武力削藩作着准备，改革官制，整军备武……，一切都是为了那个最终的目标，削藩，武力削藩。
李吉甫相信，他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魏博节度使田季安的死，为长安送来了东风。这是一个机会，一个将魏博节度使的任免权重新抓到长安手中的机会。李吉甫激动万分，屡次上疏，请求讨伐魏博。一直在守株待兔的李纯，这次也不由的怦然心动，战争，似乎已不可避免。
关键时候，李绛站了出来，他告诉蠢蠢欲动的天子，不要用兵，也无须用兵，此时，长安最应该做的就是继续等，静观其变，然后伺机而动。李绛断言，不久之后，魏博就会有新的变故发生。李绛如此言之凿凿，当然不是信口开河，而是有根据的。
节度使的日子并不像表面那样光鲜，其实，一直以来，他们需要应付的麻烦事一点也不比长安的天子少，比如长安的征讨，比如邻居的挑衅，比如部下的背叛。尤其是最后一点，时刻准备着背叛长安的节度使们也要时刻防备着部下的背叛，为了尽可能的将可能的背叛扼杀在萌芽状态，节度使们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妙招。这个所谓的妙招，叫做分兵。具体情况是这样的：节度使将自己的军队，当然，是一部分，拿出来，分别交给不同的将领，人为制造出统兵将领之间的势力均衡，使他们相互牵制。如果有谁想发动叛乱，他就会面临一个两难选择：如果单干，力量就会比较单薄，那就是拿鸡蛋碰石头，只要不是脑残，谁也不会作这样的傻事；单干有危险，广泛结盟的危险系数一点也不比单干低，因为造反这样机密的大事，自然是越少人知道越好，否则，人多嘴杂，保不齐就有哪位仁兄，或有意，或无意的就将秘密泄露出去，没准你还没有来得及行动，脑袋已经被人摘了下来。这样危险，那样也不安全，那些统兵将领们就只剩下一条路，老老实实的待着，只有这样，心里才会比较踏实。几十年来，那些骄横的藩镇就是仗恃着这个所谓的分兵政策，控制着手下那些骄兵悍将。
但是，这个貌似完美的御人之术，其实并不完美，因为它有一个漏洞，唯一的漏洞，却也是致命的漏洞。李绛发现了这个漏洞，所以，他准确的预见到，在不久的将来，魏博将会发生什么。
这个唯一的漏洞，就是人，操纵这一制度的人。任何一种规则，任何一种制度，无论多么完美，都需要由人来完成。这个所谓的分兵政策也不例外，它能够完美运转的前提，就是节度使要有一定的威望和过人的智慧，或者换一种说法，这个人必须足够狡诈。战火中走出的田承嗣，无疑具备这些条件，他一手拿着胡萝卜，一手拿着大棒，该赏的赏，该罚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