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候于赵巡抚被劾“急功近利、救灾不力”两条罪名就事论事，并未牵出贪腐等其他罪过。他去职之后，宦囊不旧衣，山西士林俱言其清廉，但在乡间地头，候于赵却被百姓骂的狗血喷头。
因为他的错误决策，导致山西粮囤空匮，硬生生被大灾击垮。其实候于赵从开春时已经发现光景不对，有些补救措施，但还是那个困难，粮食入晋面临通道不足的困境，更何况山西布政司也没有足够的财力，那随着灾情的日益严重，酿成大祸也就不足为奇。可见清官未必是好官——有的官不爱钱，不爱色，但好名要脸一样能带来重大恶果，有的时候甚至比贪腐还要严重。
因为皇帝震怒，候于赵的监察程序走的很快。但没有贪腐问题，最后却也只能让其收拾铺盖卷滚蛋。因为救灾事务紧急，朝廷也不敢向山西派新巡抚，免得不熟悉情况瞎指挥耽误事情，就把布政司使梁问孟提了一级，让他巡抚兼任布政司使，统领救灾大局。
明代巡抚制度萌芽于永乐时期，初创于宣德、正统时期，逐步发展于景泰至正德时期，到嘉靖时基本确立。这制度实际上是在不破坏朱元璋对地方权力削弱这一好处的基础上，为了堵上“三法司”事权不统一漏洞而诞生的，从官位名称上就可以看出，巡视地方，安抚军民，变通性地以“临时差遣”的身份总理地方事务。
巡抚制度成熟后，布政司的权责就小了很多。如今侯于赵一撤，梁问孟成了一省老大，按察使吕鸣珂虽然不甘心但也没办法，谁叫按察使管不了民政呢，现如今的山西，民政官最大那是毫无疑问的。
要说候于赵干的糊糊事儿若没有梁问孟支持也干不成，布政司使是巡抚下属，但粮储和水利建设等民政事务都归布政司管，梁问孟巴结侯于赵的时候也没想到会惹出这么大乱子。
梁问孟能跟侯于赵沆瀣一气，缘于其人和侯于赵屁味相投：两人都不爱钱而好名。万历十年时这家伙赴湖广布政司右参议的时候不慎落水，被河豚救起，这家伙就势炒作一番，弄出一个“擎天手起蛟龙舞；驾海身瞻日月光”的对联，被文坛引为佳话。
侯于赵算是讲究人，仗着自己清廉，将责任一股脑全背了，梁问孟因祸得福还升了一级。由此可见这官场上跟对人太重要了。
但梁问孟也知道，自己能当上巡抚也是朝廷权宜之计，等灾情结束，若有那秋后算账的追究起来，自己也没好果子吃。毕竟任命自己的圣旨中有一句：“若有颟顸不力之行，朕亦不讳加诛”——这句话也算开了古往今来升官旨意的先河。
因此这好事也得一分为二看。若梁问孟在任内把救灾的事儿干好了，那就是多方共赢。若再出点岔子，那就是数罪并罚，掉脑袋大有可能。
梁问孟也是聪明绝顶的人，虽然一身酸气，好名要脸，但在有可能掉脑袋的事上可不敢有半点轻忽。因此旨意一到，他就拿着巡抚的王命旗牌深入各大灾区，冲到救灾一线，干的是尽心尽力。
随着大量粮食入晋，鼎沸的局势渐渐得以缓解，朱翊钧才放下心来。张四维作为总理大臣，身负乡老重托，从六月份开始眼珠子都是红的，政事堂钧令排着队往下发：
首先号召山西乡绅捐粮救灾，凡捐粮五百石以上者，给予“义绅”匾额；超过一千石者，授“贤良绅士”衔，有见官不跪之特权；超过两千石者，朝廷准其加高门庭；超过五千石者，准建“贤良门第”牌坊，并荫一子京师大学读书。
除了最后一条，朝廷付出的仅有虚名。但对于乡绅来说，这虚名却能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利益。毕竟，虽然变法大兴，但乡老治政仍然是民间主流，有了匾额头衔、高门牌坊，这家族地位自然与平头百姓不同，在民间纠纷、息讼断事方面就掌握了话语权——这里头的利益就不是千百石粮食能买来的。
因此政事堂钧令下来，山西地主踊跃捐粮，大大缓解了朝廷的运粮负担。地主捐出的粮食离灾区最近，对缓解灾情起效快，立竿见影；同时，因为大量地主捐粮，像是马邑县田大嫂家这样的自耕农就得以保有田地，也极大缓解了因灾情引发的兼并狂潮。
政事堂第二道钧令是兴工役，以工代赈。朝廷拨银在太原、宁武、大同、朔平等州府大修水利，蓄水通渠，兴起了农田水利建设高潮。
潘季驯总理的黄淮水利工程本与山西无关，但这些年来，已故中兴郡王张居正借着这股东风，在考成法中强化这方面的考核内容，山西已经有了较好的基础。
侯于赵这夯货在去年已经以工代赈一波，干了些工程。今年朝廷拨款数额翻了两番，那灰银票、白龙洋在张四维红着眼睛监督下几乎全数拨付到位，这山西各级官员要是再干不好就只能在王命旗牌下饮恨了——涉及到救灾粮款，梁问孟在这方面更加不敢掉链子。
其三是防次生灾害令。山西这地方旱灾多，而且邪性，几乎每次灾情都是链条式的。历史上像今年这样的全境大旱虽然不多，但局部旱情也都伴随次生灾害。
旱灾之后必有蝗灾，这几乎是规律；然后是人畜饮水困难导致地下水超采地面沉降，动不动就来个“地陷百丈方圆，房屋塌毁无算”之类的；另有森林大火，土地沙化等远期影响，古人早就认识到这些灾异之间的联系。
为了防止次生灾害，政事堂钧令要求山西地方通盘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