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发行了不到五期，就赶上了过年放假，和《皇明京师日报》一起停止发行。
南北方士林集体一口老痰想吐吐不出来，个个郁闷的要死。春节期间各家都祭祖、串亲戚，各种文会也办不起来，这鼓噪的声音小了不少，只能在走亲访友期间骂两声。
朝廷上下，各大佬、中官则纷纷猜测这《新京报》是什么来头，趁着过年期间到处打问。这《新京报》头一篇文章，士林看到的是义理之辩，官场中人看到的却是大风起于青萍之末——这篇文章是为了谁？背后站着谁？这个要是搞不清楚，没法站队啊。
然而《新京报》神秘的很，背后东主暂时没人知道，主编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光用一个“钟声”的笔名。
到了春节假期快结束的时候，终于有大能打探出来，这家报社东主是遂安伯，主编却是文坛鼎鼎大名的李先芳。
李先芳字伯承，号北山，祖籍湖北监利，后迁居山东濮州。明嘉靖二十六年中进士，历任刑部曹郎、尚宝司丞、亳州同知、宁国府同知。万历元年，见自己已无跨过五品之望，就辞官回家乡，编写《濮州志》。
万历四年十月份，《濮州志》初稿大功告成之后，同乡名士孙忠翰、苏濂联袂找他，说遂安伯陈澍要在北京办报，邀请李先芳去主编，还带了陈澍的亲笔信。
其实遂安伯先请的是孙中翰，但这哥们不敢答应。他虽然也是进士，但是文坛名气和水平与李先芳比，不说天差地远，也不可以道里计。
因此，他和苏濂两个，联袂来找李先芳，希望李先芳带着他们一起应征，那主编、副主编就都在哥几个囊中。
自从《皇明南京日报》诞生以来，李先芳几个也眼红这报纸太久了——大明的文人就没有不眼红的。然而朝廷在南京出了日报后不到一个月，就颁布了《大明报业管理章程》，同时皇帝下旨，将章程的部分内容写入了大明律。
这章程明确规定，在大明出版报纸，必须取得办报许可证。从万历三年下半年开始，这两京想办报的勋贵、巨贾总共交了能有三百多份申请，朝廷就颁发了一个许可证，就是《皇明京师日报》。
大家一看皇明京师日报的东主身份，都倒抽一口凉气，正是内廷大臣英国公的儿子张元德——这后台谁也比不了，大家也都歇了心思。
没想到运气来了谁也挡不住，万历四年九月初，遂安伯陈澍的夫人进宫请安的时候，遇到了也在太后处的皇帝，当时皇帝说了一句：“遂安伯交了申请想办报？你让他来见我。”——就这样白给了他一张许可证。
遂安伯为人谨慎，怕走漏了消息引起京师勋贵眼红，到时候没法解释，因此安排家人拿着信找到了曾经在遂安伯府为业师的孙中翰。
能得遂安伯邀请，孙中翰虽然美翻了，但根本不敢应征。他自己知道，如果自己去做了主编，好朋友李先芳在家呆着，这士林文坛中人非嘲笑他不可。思前想后，终于下定决心，向遂安伯推荐了李先芳，并极力撺掇他出山。
李先芳才华横溢，以诗作著称于世，名籍齐鲁，为嘉靖时期名士，曾与历城李攀龙、临清谢榛、考丰吴继岳等当代名家一起倡导诗社，又与昆山俞允文、卢柟、孝丰吴维岳、顺德欧大任合称“广五子“。
他爱好广泛，对医学、道教、佛教研究均有一定造诣，其人通晓音律，尤精于琵琶，就连当时的琵琶名家查八十都折服于他。
这么一个人，陈澍没有不满意的道理。但是皇帝让他办报，相当于把他纳入了皇帝的核心圈里了，这里面的道道却没法跟孙中翰和李先芳先说，只好言辞谦恭，邀请李先芳到京一叙。
李先芳此际已经六十六岁，要是让他做官，半生仕途坎坷的他肯定不干。但是让他办报，这大明的文人有一个算一个，没有说自己岁数大干不了的。
李先芳接到信之后，兴头头的带着孙中翰和苏濂两个，于到了京师，面见遂安伯。
遂安伯陈澍见面后不提办报的事，反倒是将几个人高高捧起，以师礼待之。先在家办了几个文会，见天让他们饮酒飨宴并欣赏歌舞，诗词唱和了半个月。
开始的时候李先芳不明所以，私底下和苏濂一起抱怨遂安伯不靠谱。孙中翰也一头雾水，就求见遂安伯问起办报的事儿。
遂安伯这才召见他们几个，苦笑道：“不瞒几位先生，这些天文会里面，每日都有侍从室的人来考察你们几个。这报纸挣得钱是咱们几个的，但是报纸说什么——要听皇帝的！”
这话说出，李先芳几个先吓得腿都打晃。遂安伯家历代重视教育，陈澍也有些文采。此时三言两语，就将朱翊钧要利用报纸控制舆论的想法说了。
陈澍跟李先芳几个道：“不瞒各位，皇上说大明到了不改祖制不行的地步了——这两年你们也能看出来皇上的兴革之心。皇上说这改天换地的一篇大文章，没有舆论配合，事倍功半。因此要先办报纸，要收移风易俗，暗改人心之效。”
李先芳几个听了，面面相觑。陈澍道：“如果几位先生不愿意趟这浑水，某也不怪你们，只要回家不跟别人说起，就当我请孙老师带着朋友来我家住几天。”
李先芳定了神，问陈澍道：“皇上欲改祖制，不知怎么个改法？”
陈澍听了，苦笑道：“我蒙恩觐见不到两刻钟，皇上能跟我说多少？我也没有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