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对面的王通见此脸色便不好看了。
王通虽然在后世名声显赫，但此时不过二十岁，正是年轻气盛的时候。去年他在皇宫门前献上《太平十二策》，主张“尊王道，推霸略，稽古验今，运天下于指掌。”自以为自己乃是谋国之人，但杨坚未予采用。王通作罢返回，自觉天下人不识其才，更是不忿。
眼看陈远赞同傅奕，乃说道：“三教虽殊，同归于善，三教‘不可废’，儒、道、佛对于天子来说，皆为教人向善之学，俱为有用，皆可辅政。未能以国家之兴衰，而归罪于三教也。且三教各有缺陷，浮屠‘模式僵化’，道家‘仁义不修，孝悌不立’，皆有缺处。不若三家相得，然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互相通融，取长补短，则三教可一，使民不倦，方可为正道也。”
不得不说，王通作为后世有数的大儒，果然才学渊博。相对于傅奕如此极端、绝对的做法，王通的设想似乎更容易为人接受。
不过黄明远却是对此嗤之以鼻。三教合一，以谁为根本。若是以儒家为根本，现在势力庞大的佛家会接受吗？如果不能确定谁是根本，实际上不过是空谈而已，根本没有操作的可能，还会同时得罪三家，落得一个里外不是的结果。
估计王通也知道这一点有些困难，故意不提。也正是因为王通没有明确提出“三教归儒”的命题，没有强调儒学在融合佛、道二教的同时应保持自己的正统地位，因而等不到后世文人的支持。
黄明远乃说道：“三教可一，归于儒，归于道，归于释？”
王通有些语塞，最后只得说道：“自然是归于儒了。”
“那佛、道可否愿意？”
此时的王通尚年轻，还没能将自己的理论完善，因此不知道如何回答。
黄明远又接着说道：“即使三教可一，不过是文化上可一，较之现实，仍无法解决。毕竟当今天下，数以百万的和尚、尼姑要如何处置？若不能解决此等实际问题，则‘三教可一’又有何用？”
王通瞠目结舌，最后还是没有说出话来。
黄明远实际上是偷换了概念，王通搞得是理论，黄明远用实际来问他，自然让他为难。而且他们这些儒者在乎的是这些和尚、尼姑泛滥的现实危害吗？恐怕不是。实际上是随着佛教地位日渐增高，统治者大多以佛家思想来统治百姓，从而导致儒家的话语权逐渐丧失。这才是儒家为什么对佛教感到紧张的根本原因，至于什么赋税、什么人口问题，寻常的儒家是不在意的。
但是黄明远希望的是将儒家的思想引导到解决实际问题上来，而不是空谈理论。
对于黄明远来说，无论是儒家还是佛家在教育意义上都差不多，甚至佛家的教义更有利于统治者的统治。黄明远对佛教所不满的不是其教义和文化，而是佛家不事生产、逃避赋役所产生的一系列恶果。
“人性善，具五德。寻常民夫，崇信佛教，乃是凡夫俗子，愚昧无知。当兴教化，致人心，乐天知命，穷理尽性，方能人皆君子，共致大同。而傅公之议，徒惹争斗，于事无补。”
王通似乎想用传统儒家的教化来辩驳黄明远，而黄明远都懒得和他再争辩。一谈起教化问题，这些儒家子弟便要飞，仿佛教化能做好万事。若是教化这么厉害，还用法律、军队做什么。
不过在古代，教化之事乃是政治正确，黄明远也没法指责，而且错不在教化，而在将其视作灵丹妙药可根治百病的士大夫。
此时儒家式微，和大部分的儒家学者因循守旧、不思进取有很大关系。时代已经变了，至少孔孟时代儒家也没有佛教这种贫富通吃的劲敌。
不论王通的策略是否正确，但他本人却是这个时代积极求变的代表，不因循守旧，面对困境，积极求变，已经超脱了这个时代大部分的儒者，这也是黄明远愿意和王通畅谈的原因。
王通现在年不过二十，很多思想还未定型，正是可以加以引导的年纪。黄明远想撬动已经走近死胡同的儒家思想，王通便是一个很好的合作者。
“若是如仲淹（王通字）所说的这般简单，那你我还在此谈论此事作何？”
这时王通仿佛也看出了黄明远几人的姿态不凡，必非常人便放下姿态，躬身行礼说道：“黄兄之言，似心有丘壑，可否直言？”
黄明远也没有遮掩，而是直接说道：“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始，数百年来，五胡入乱，山河破碎，人心混乱，作为官学，难道儒家便无丝毫之过错。如何儒家式微到今日地步，盖因大多数儒者，因循守旧，固步自封，才使得天下万民看不到儒家之希望，以致逐渐被抛弃。
儒家本在春秋、战国时期，最为讲‘兼容并蓄’，如何到了今日，便成了困守窠臼的一门学问，盖因不知变通，不与时俱进，才至于今日。”
此语对于王通如振聋发聩之言，久久难以出神。儒家的式微是显而易见的，但众人却无能为力。尤其是汉魏以来，中原沉沦，不少统治者把此锅丢给了儒家，这个更让儒家在这个时代显得没落。
实际上一直到白居易、韩愈等人发起古文运动，复兴儒家，这数百年之中，儒家虽然名为儒家，但其内里早就不是当初的儒家。要不然韩愈也不会感叹连儒家的冠礼都没人在乎了。
对于黄明远来说，儒家虽然式微，但数百年来已经浸入中国人的骨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