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每年万人左右的流放目的地从大东洲转向漠北很容易，这是政策上的调整。但燕国大多数流放人口，其实并不适合流放到漠北，因为他们可能没有在漠北的生存能力。
流放人口的生存当然也要考虑在内，不能说流放了就不管不顾了，那是早期的做法，现在人道多了。流放的目的，是震慑和惩罚，可作为政治家，还希望流放人口能够发挥作用，能起到建设作用。
燕国的流放人口，大多数是偶发的罪犯，以斗伤人命，谋杀未遂为主。谋反作乱极少，哪怕因为跟宋国的战争，导致社会动荡，犯罪率上升，依然保持了这样的特点。因为吞并的宋国江北土地上，人口压力也比江南小的多，不具备农民起义的条件。
这些偶发犯罪，城市乡村都有。城市人口，显然不适合流放去漠北。一般他们都被流放到十二都地区，由十二都的官府决定是否将他们发往印加山脉东部的平原。大多数有技能的罪犯都会被十二都留下，所以十二都地区的城市人口比例很大，商业是第一产业。
綦业是想往漠北输送可以垦荒的农民，让他们留在哪里，填补空间。因此农民起义这样的流放人口反而十分合适，只可惜本国农村起义不起来。
燕国农村，在文化上跟宋国一脉相承，也有宗族，也有村落。但在生产上明显不同，由于北方牲口价格低廉，黄河流域的大平原地区甚至都不在养殖牛马这样的大牲口，因为草原上的牲口价格更低。黄河平原就是大农业为主，使用牛耕马耕。过剩的人口，大量涌入城市，留在乡村的，则投入劳动密集型的养殖业，养的不是牛马，而是鸡鸭、猪羊这样的家禽和家畜。
所以即便燕国农村的罪犯，流放到漠北也不一定容易生存。
但燕国跟宋国不同的是，更加的帝国化，文化十分多样，比如拥有浓厚的边地文化。长城以北的边疆地区，有数百万边民族群，这些边民的生活习惯和生产方式，就能很好的适应漠北的环境。
燕国边地，主要由四部分构成。最西边是西夏地区，不管是党项人还是汉人，都是沿着黄河进行的半耕半牧族群，吞并西夏国之后，这里就成为大燕帝国最大的边地，拥有三百万人口，之前西夏经历过仁宗几十年的治理，人口兴盛，已经进入过剩阶段，出现了大量无地阶层，不管是党项人还是汉人，都分化出了赤贫族群。仁孝皇帝被汉人权臣任得敬篡位后，整个西夏被大燕吞并，发生了一些党项权贵叛乱也被轻易镇压，这些年这里一直比较安定，虽然治安比内地较差，但大规模的叛乱并没有发生。因为大燕国出于笼络西夏权贵，任得敬之类的西夏权臣，全都被封为藩镇一样的豪族。
大量赤贫的西夏人，为地主种地、放牧，生活十分困窘。綦业在西夏出台政策，鼓励无地的西夏人北迁，一户给予五万亩草场，三千亩农田。
此举立刻吸引了数以万计的赤贫西夏人北上。
但这依然远远不够，因为他们被安置在塔塔尔人的旧地，龙驹河、捕鱼儿海一带。这里以前是数十万塔塔尔人的游牧牧场，游牧尚且能养活五六十万塔塔尔人，这些迁移的西夏人是去从事农场畜牧业的，更加节省土地，根本控制不了如此广袤的草原。
农民则会被安置在狼居胥城附近的土乌拉河河谷垦荒，形成一条农耕隔离带，将蒙古和克烈两大部族隔开。一旦有机会，就往土乌拉河下游的斡尔罕河发展，挤压克烈人的生存空间。机会会不会有，就看克烈人是不是会作乱了。以控制克烈人为目的，因此在克烈人控制的斡尔罕河下游北海（贝加尔湖）地区也进行屯垦，这里原本是蔑儿乞人的牧地，蔑儿乞人被灭族，如今被北海都护府直接管辖。
农业用地更加节省，只能占据河谷地区灌溉便利的地方，几万西夏农民更加填补不满。
因此綦业还在其他边地招纳移民，西夏东边的河套，是大燕帝国的第二大边地，有两百多万人口生活，主要是当年安置的韩家军、岳家军后裔，四部怨军则早就迁移走了。这些家军后代，同样是半耕半牧，保持了浓厚的军事文化。
在河套的移民政策并没有吸引多少人，因为这里虽然也赤贫，可是这里的生活条件，实际上比沙漠众多的西夏要好一些，两百万人口半耕半牧之余，还发展出了一些特色手工业，当年的岳家军、韩家军里是有为数不少的工匠的，他们制作武器的手艺在这里用途日少，但是制作服装的能力还在，因此他们在这里发展起了用牛羊皮革制作靴鞋的手工产业。
河套以东的边地是燕北草原，开发这里的，是花马刘、田氏兄弟这样的豪族，有规模巨大的资本牧场。有野狐岭这个狐狼道商业起点，牧业、商业发达，人口却只有十几万人，也根本招不到人。
但在最东边的辽西边地，则有大量贫民响应。辽西生活的主要是八部怨军后代，几十年的承平，让他们的人口膨胀到了三百多万人。
辽西边民的生产，也跟河套差不多，都是半耕半牧，却没有河套那样的手工业。不是没有技术，主要是交通限制，河套地区可以通过黄河跟河东、中原沟通，辽西的产品很难运输出去。
所以临潢府到燕山的广袤土地上，牧场面积都很大，谁家说自己有万亩草场，这都是穷人，食不果腹不至于，但很可能衣不蔽体，没什么像样的衣服。这里大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