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知州，知州姜滑很知足。
大部分人其实对藩镇并不感兴趣，因为不知道藩镇的好处，真正知道藩镇好处的文官，却认为藩镇是一个对国家大有弊端的产物。
最不感兴趣的，是那群浙兵，他们只关心钱，每个人想的是如何赚了钱回家过好日子。其他军官对官职、俸禄和品级比较在乎，这些不同群体的认知观念差异非常大。
真正对藩镇感兴趣的是西军，因为他们已经半只脚踏入了藩镇文化，能看到过去将门的那种风光。真正跟唐朝藩镇比较，他们其实也不懂。
姜滑是山东人，对他来说，一个知州就已经很威风，从没想过自己还能当知州老爷，一个县太爷以前就能压的他们这些平民喘不过气，现在他比县太爷还高，有什么不知足的。
李慢侯用各种方式激励这些不同的群体，西军军官喜欢藩镇，就让他们去做藩镇，流民军官喜欢当官，就给他们官当，浙兵军官喜欢钱，就只能给他们钱。一方面是这样做，效率最高，另一方面也是迫不得已。
在各种规章制度的限制下，培养军队的成本非常高，只有这些最符合实际的方式，才能最高效的培养出强军。唐朝藩镇军队的战斗力非常强，但养兵成本却并不高，不然藩镇也不可能养得起，那就让西军将领们去做藩镇，反正藩镇是朝廷设立的，他们不当，就会让郭仲威那样的流寇当，李慢侯当然要让自己的人去当；最迫不得已的，其实还是财政问题。
他在海州当藩镇，朝廷三年没有征税，但从明年起已经开始要征收。朝廷从地方上征收的正税，叫做上供。范宗尹设藩镇时，宣布暂时免征三年上供钱。当时他们也征收不上，地方上连一个文官都没有，全都被土豪和流寇占据，谁去给他们征税去？
现在地方上的控制力变强，期限也到了，自然要开始征税。对于朝廷从海州地区征税，李慢侯并不拒绝，因为正税其实没多少。宋太祖太宗留下的正税额度很低，以前全国上供钱加在一起，一共两百万贯，分到海州等地方，就更好了。这不是说全国农民只交这么点，而是地方收上来交上去的那部分“上供”，剩下的叫做截余，上供和地方截余的比例，一般上供只占十分之一，绝大多数税赋都给地方政府保留。否则北宋不可能只有两百万贯的财政收入，正赋大概能收两千万贯，地方截余了九成。
只有十分之一上交，李慢侯当然没意见，况且还只是正税，他的幕僚计算过，明年上供额度，大概只有两万贯左右。朝廷没有提在江南实行的经制钱，显然是准备逐步收回藩镇财政，先从最不敏感，而且最正当的正赋上供开始。加入一下子在藩镇地盘内全面摊开江南那套搜刮手段，恐怕藩镇们要造反。
一旦藩镇接受上供，在政治上就有了很强的象征性，象征着藩镇对朝廷的臣服。给藩镇之下的士人一个很强的心理暗示，那就是朝廷还是有很强控制力。同时这也是一种试探，如果藩镇连正赋都不愿意上供，朝廷就该采取其他态度对待藩镇了。
为了两万贯不值得跟朝廷闹翻，但之后李慢侯明白，朝廷肯定会开始从其他合理合法的地方，继续整顿藩镇财政。私盐肯定要打击，这块不但是重头，而且朝廷占理。一旦朝廷控制了藩镇的盐税，就不仅仅是象征性的问题，而是真的对藩镇财政拥有了掌控力，失去盐利支撑的藩镇，大多数都撑不起现在的军事力量。要么在经济上依附于朝廷，要么只能压缩军队。
在私盐问题上，李慢侯不打算硬抗到底，这不是他的底线。尽管私盐每年已经可以给他带来一百万贯左右的利益，可为此跟朝廷走向对立，非常不划算。李慢侯比较担心的是江北林永集团，他们的财政对盐利依赖性极大，没有私盐买卖，好几家都撑不下去。他们有可能铤而走险，反正之前的私盐贩卖，他们就一直在铤而走险。
相比较而言，李慢侯的财政一直较为良性，因为他一直在控制财政开支。他对此极为重视，否则他也不可能分地盘，用这种方式刺激部下。全都用钱的话，他其实也支撑不下来。他的财政开支一直居高不下，每年都在千万贯上下徘徊。他无法压缩，但极力限制继续扩大。因为千万，是一个他能承担的范围。
李慢侯目前的财政收入来源，不计公私，略超千万这个数字。开海带来的收益，没有他想象中那么大，目前还只有三十万贯，加上开海带动的商业繁荣制造的收益，海州、淮阳军境内的商税收入总计一百万贯。私盐买卖一百万贯。更多的是靠土地收益，遍及长江以北的近千万亩土地，每年带来的地租收入有三百万斛粮食，粮价依然不低，这笔粮食价值就接近千万贯。
他通过发行粮票等方式，每年还能收入一百万贯左右的铸币税。总收益每年大概在一千四五百万贯，刨除一千万贯的支出每年能盈余几百万贯。可如果他承担了林永集团的全部开支，几乎就剩不下什么。
因此朝廷要在李慢侯财政的边缘动手，他的压力不会太大。
李慢侯真正在乎的，是朝廷从对他的授权开刀，是不在允许他管理地方事务，是不在许可他军事行动自便，那他是一定要抗争的。
而现在，李慢侯面对的，就是朝廷没有动他的边缘利益，而是直接从军事行动这样的核心利益方面开刀的局面，让他很抵触，却又不想立刻撕破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