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您先别生气，我想哈德先生的意思是，就算这东西是金装定器，可是金装定器这种东西，在中国应该也有好些吧，它这两件东西怎么就价值那么高？与一般的金装定器又有什么区别呢？”
武田晴子不愧是有脑子的女人，比哈德那个二货强了不少，表面上听起来好像是在追求真相，可实际上呢，她这还是纯粹给张天元找。info
只是她这话说的比哈德有水平多了。
而且事实上，武田晴子在瓷器方面的鉴定知识也的确略有不足，她虽然知道那肯定是金装定器，但具体断代，以及与其它金装定器的区别，则明显知识储备不足了。
因此她的问题，既是为张天元找麻烦，也是想要解惑。
“好吧，既然今天来了，又见到了这么好的东西，总不能让明珠蒙尘吧，我今天就给大家说说这东西的好。”
那位华裔教授此时看起来才像个专家，而不是一个钻营投机的商人。
“首先这两件东西，不管是从胎质、釉色还是金边来分析，都肯定是金装定器无疑。
金装工艺始见于战国时期的漆器，在唐代越窑青瓷，陕州法门寺地宫也有越窑银扣秘色瓷出土，没有芒口的建窑黑瓷也有镶金银扣的。
金装工艺也称金棱、银掕、金扣、银扣等等，泛指使用金银铜等金属在瓷器上的装饰。
表达方式多在盘碗杯盏钵类口沿、底足，但也有在壶盖、壶流、瓶口、盒扣等部位的金属装饰，这种装饰使瓷器在晶莹玉润中极大地展现了豪华和典雅。
金装工艺是古代的一种时尚，是为了提高瓷器身份而采取的商品深加工工艺，反映当时的审美情趣和人们迷恋金银器的心理，也是为了表明使用者身分尊贵或显示豪华。
而金佃工艺与陶瓷相结合，更赏心悦目，犹如锦上添花。
早在汉代，人们就认为使用金银器皿能使人长生不老，且有延年益寿功效之说；
至唐代盛行使用金银器并且制作极其精美；
晚唐、五代之时，定窑盛行模仿金银器皿，并在口沿、足沿及流的部位镶嵌金银扣，使器物更加尊贵美观，故而有些高档白瓷获此殊荣。
起于战国漆器上的金装工艺，在瓷器上兴盛于唐宋，衰落于元明。
在唐宋时期非常昌盛，此时期的墓葬、塔基等出土了数以千计的此类器物。
宋朝工部文思院即设“棱作”，内廷后院造作所也设“棱作”，民间作坊更是繁荣昌盛、不可胜数。
明清两宫宫廷作坊在收藏的定窑等瓷器上加镶了金银扣，由于时代的审美，艺术效果与宋相比已经发生明显变化。
虽然说这些年中国国内出土了不少的金装定器，但在品相、保存以及时代上，都是有很多瑕疵的。
与张先生的这两件东西相比，相差甚远，无论是收藏价值还是文物价值，张先生这件，都要超出数倍，甚至数十倍之多。”
这专家一出口，就知道有没有。
跟武田晴子那浅薄的学识比起来，这位华裔教授的知识可就丰富多了。
让你听了之后，不服都不行。
武田晴子想要反驳，可是却找不到反驳的理由，尴尬非常。
“仅宋一代，就有宋早期和宋中期两个时代截然不同的金装定器。
我收藏的多片北宋早中期蕉叶纹浅腹直口碗标本，应是宋早期定窑漏斗状匣钵覆烧工艺的器物，器型端庄，胎坚质薄，釉色温润，瓷质十分优良，大圈足，底足满釉，为同时期定瓷精品。
口沿多为小唇口，也有少量撇口较小的产品，其中一片标本，口沿有明显竖列排纹，与器型、纹饰很不协调，分析认为应是镶嵌金银扣时，为防止滑脱而设。
此类蕉叶纹浅腹直口碗，均为一器一钵的精细覆烧产品，该方法：既不节省空间，也不能批量生产，不同于传统意义的定窑支圈覆烧工艺，而且瓷质优良、数量较少，芒口处理十分规整且很小。
通过鉴定，可以确定张先生这两件金装定器，都为宋早期的作品，这个时期的作品因为数量上，瓷质优良，芒口处理十分规整和小，所以非常正规。
在考古价值上，也是要高很多。
刚刚我在鉴定的时候，已经特别注意这两件瓷器有没有竖列排纹了。”
华裔教授这番话一出口，张天元差点鼓起掌来。
此人虽然人品太烂，可是这知识渊博程度，以及鉴定古玩的能力上，都是一等一的出色。
席勒似乎也有些意外，本以为这个人是自己的儿子哈德介绍的，可能只是一个没有真本事的家伙。
然而现在看来，情况并非如此啊。
专家就是专家，实在是令人佩服。
“《吴越备史》记载吴越钱氏于太平兴国五年向宋进贡了‘金装定器’2000件，太平兴国二年定州的静志寺与净众院两座塔基出土数件镶金银口的定窑白瓷。
比之早些的江浙临安公元895年钱宽墓、公元901年水邱氏墓出土数件金装定器，那时定窑还没有发明垫圈式组合匣钵覆烧工艺，再次证明‘金装定器’，不是为了掩饰芒口的瑕疵，而是一种深加工的高档装饰及文化现象。
由此我认为宋早期的覆烧工艺是为了节省空间，防止器物变形，而到了宋中期之后，情况就有些变化了，这里暂时不提了，咱们先说宋早期的。
我认为：此时期定窑的芒口金装属深加工产品，要比正烧瓷器高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