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专家都认为，斧钺和“王权”的关联，萌芽于新石器时代。
作为一种进攻性的手持兵器，斧钺的使用不仅需要技巧和力量，更需要无畏的胆识和勇气。
在近身肉搏战中，手持斧钺、骁勇异常的勇士，无疑会在捍卫集团利益的过程中获得所有成员的拥戴和推崇。
这应该是青铜钺成为王权象征的现实基础。
所以我们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看到，王者征战沙场总也少不了斧钺。
如《说》引《司马法》云：“夏执玄戉，殷执白戚，周左仗黄戉，右秉白髦。”
《史记·殷本纪》亦曰：“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
《诗·商颂·长发》：“武王(成汤)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
从王权象征物引申开去，青铜钺也被视为军事指挥权的象征。
《淮南子·兵略训》中比较详细地描述了君王授命将军时的具体情形：君王“亲操钺，持头授将军其柄曰：‘从此上至天者，将军制之。’复执斧，持头授将军曰：‘从此下至渊者，将军制之。’”
说明斧钺作为军事统帅权的象征，乃是将军率军征战的必需之物。
而王者进行朝政与礼仪活动，斧钺同样不可或缺。
《逸周·世浮》中云：“(周武)王秉黄钺正国伯，……王秉黄钺正邦君。”
说明周王作为宗主国或者盟主国国君，必须秉黄钺亲理政事。
而大凡有大型国事活动，王者身后须设有绘制斧钺图案的屏风状礼仪设施。
春秋战国以来，斧钺逐渐失去昔日的辉煌，但在天子的大驾卤簿中，却也一直少不了黄钺，青铜钺作为皇权的象征之一仍残留在礼制的行列中。
《后汉·舆服志》中记载的天子出行，“乘舆法驾……后有金钲黄钺，黄门鼓车。”
一直延续至汉代，仍可见沂南汉画像“车马出行图”中的斧车，斧应是钺的传承。
唐代的统治阶层似乎以列戟制度取代了斧钺，这点为皇亲贵族墓葬壁画所证实。
但据杜佑《通典》记载，唐代皇帝出行仪仗行列中仍保留着黄钺车，甚至天子八宝(各种玺印)在出行时也需置于黄钺车中。
到了崇尚复古的宋代，统治者又一度恢复了斧钺制度，考古发现中斧钺(包括壁画)较为常见。
在《宋史》卷二七九记载：“(宋)太宗尝幸内厮，(张)进以亲校执钺前导。”
这说明皇帝的日常活动或出行礼仪中，仍然以斧钺来彰显王权。
宋代以后，斧钺非常少见了。
原因可能有二，一是两汉出行仪仗配置专用的斧钺车，似乎过于繁缛，尤其火器的出现可能弱化了斧钺的威严感；二是斧钺的象征意义可能逐步为另一种礼仪化形式——圭所代替。
圭一般为玉石质，可以佩戴，更适于朝政、出行等活动。
国有大小之分，王亦有高低之别。
尤其在西周的分封制体系中，诸侯王虽然拥有使用“青铜钺”的资格，但并不意味着就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
什么样的青铜钺可以被使用在什么地方、用在什么人的身上，都大有讲究；
而质地、大小、纹饰不同的青铜钺，也对应不同等级的使用者——这些被专家们称之为“斧钺制度”的规范，必须被严格遵守，即便尊为王者，也不敢越雷池一步。
比如说，青铜钺被视为军事指挥权的象征，而号令三军总要以军法相佐，青铜钺因此具有了执行军法的功能，并一度扩大到军法以外的刑法领域，成为刑具乃至刑法的代名词。
作为刑具的青铜钺同样具有极高的尊严，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被它一砍——受刑者能否获得斧钺之刑，似乎也受到其身份地位的限制。
献记载中的斧钺之刑，所涉及的往往都是一些身份地位很高的贵族或者官吏，诸如商纣及其嬖妾，还有苏武和赵充国等。
再比如古籍中一再提及的为历代天子所专用的“黄钺”，明显有别于各级贵族用钺。
《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武王率军攻破殷都朝歌，“以黄钺斩纣头，悬大白之旗。已而至纣之嬖妾二女……斩以玄钺，悬其头小白旗”。
显然，在周武王看来，拥有“天子”地位的商纣才有资格被黄钺砍头，而其嬖妾之刑只能使用质地不同的玄钺。
所谓“黄钺”，汉代学者解释为以黄金饰斧，非纯金制品；“玄钺”是纯铁所铸的可能性不大，它更可能是以合金方式铸造而成。
在北河藁城台西遗址和帝都平谷县刘家河遗址都曾出土过铁刃铜钺，其中所使用的铁经鉴定皆属陨铁制品。
在人工冶铁技术发明之前，天然陨铁被赋予了宗教色彩，铜铁合成的斧钺也象征着使用者某种程度上的尊贵身份。
青铜钺的大小、纹饰也大有讲究，对应不同身份的使用者。
商代盘龙城、苏埠屯、大洋洲商代大墓及妇好墓所出青铜大钺，基本都符合墓主的身份地位。
虽然西周以来，青铜斧钺开始趋于小型化，但亦有大小之分，这一点献记载甚为清楚。
《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周公旦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武王”。
周公与毕公的地位非常接近，但所用斧钺仍有大小之别，说明斧钺的大小与使用者的身份地位密切相关。
青铜斧钺，往往饰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