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不出张孝纯所料，同军拿下忻州后就停止继续南下，真给了太原府调整防务的时间，让惶惶不可终日的河东路宣抚使谭稹总算松下一口气。
但同军暂停南下攻势的原因，却不是张孝纯和王禀瞎猜的要稳定后方再出兵，尽管这也是原因之一。
牛皋停止进攻的主要原因是军队进展太快，超出了战前的计划。
徐泽发动此战的目标确实是拿下整个河东路，但真正的进攻主力却不是第一军。
第一军的战区是燕西路，其主要作战对象是西、北面的金军和辽军，而不是西南面的宋军。
这么快拿下忻州就已经超出了战前的计划，不宜本末倒置再进入河东路太深而导致后方空虚给金军和辽军可乘之机。
同军进军太快，必然导致有限的军队只能暂时控制要点，而无法对整个社会面进行有效管控。
代、忻两州广大的乡间境内还有不少宋军溃兵，必须及时进行清剿，以迅速恢复社会秩序。
还有一点，牛皋需要时间妥善处理“阵前举义”的义胜军。
制定河东路攻略时，徐泽的思路便很明确，不管赵宋朝廷服不服软，守军投不投降，都要以同军自身的力量为主，硬吃河东路。
其人虽然知道辽地汉儿组成的义胜军“皆怀二心”，却没打算利用他们。
只是，倍受欺辱的汉儿们却对“娘家人”格外热情。
基本是同军一到，各地义胜军便开城迎降，并趁机杀人放火，以发泄内心对赵宋官府诱骗自己的憎恨。
同军攻入河东路的口号是接流落在外的汉儿返乡，自会给受到欺辱的“本国百姓”主持公道。
但徐泽却不会容许任何人趁着战乱，借口复仇而放纵暴力破坏社会秩序。
战争中的死伤勿论，地方一旦被大同官府接管，就得按照大同王朝的法律办事。
代、忻两州的义胜军加起来有近三千人，其中只有部分原籍应州，还有很多来自朔州、云中府等地的流民，加上其亲属，数量过万，对这些人的处理不能一刀切。
徐泽给牛皋的旨意是愿意返乡者不要勉强，由军队护送其返乡。
家在金军控制区内回不去，或想留在同军中继续吃军粮者，则必须打散重新整编，大同王朝除了同军，不允许任何其他旗号的军队存在。
而趁乱打劫杀人放火破坏社会秩序者，不论身份和理由，都必须予以严惩。
但惩处归惩处，该为汉儿们寻找亲人还得寻找。
除了死于饥饿和动乱的百姓，大部分汉儿的亲人都流落到河东各地的大户家中，成为没有奴籍的隐户。
尽力为每个流落河东路的汉儿寻找到亲人，不仅是稳定辽地民心的善政，也是大同官府介入河东路社会最底层，涤荡陈腐势力，并建立全新基层政权的绝佳机会。
这件事不仅是同军攻入河东路的借口，还是必须优先做好的民政，且要大张旗鼓地做，做得河东路的大户无话敢说。
因此，控制忻州南端的石岭关后，牛皋便暂停了继续进军，转而配合行政体系接管各县，全力清查流落各地的汉儿。
代州前线的消息传到京东路，引发了正乾皇帝的雷霆震怒，徐泽对宋军才签约就背信弃义，悍然攻击按协议搜寻本国百姓的同军的行为极为愤慨。
其人当即喊来随驾的赵宋皇太子，要求赵桓以赵宋储君的身份，就此事向教主道君皇帝写一道奏章，询问赵佶究竟是什么意思！
正如徐泽所说，赵桓确实“投了一个好胎”，生而富贵，只要不作死不出事，迟早能继承大宋王朝的皇位。
但这种出身也注定了赵桓的悲剧，因为赵佶冷落并致其生母王皇后早逝，给其人幼小的心灵留下了严重的创伤。
缺少父爱和母爱的赵桓长大后变得非常叛逆，经常跟自己的父皇对着干，试图以此刷新自己的存在感，以引得父皇更多的关注，获得一点可怜的父爱。
教主道君皇帝如此雅人，自不会喜欢叛逆且不“类己”的皇长子，又有文采为人远胜长子的皇三子赵楷对比，曾数次生出废立之意。
善于捕捉上意的杨戬、王黼等人更是屡进谗言，并积极为皇三子摇旗呐喊。
若不是耿南仲、梁师成、李邦彦等人为之拆招，赵佶也还有些顾虑，赵桓的太子之位说不定早就动了。
长期生活在如此环境中，赵桓逐渐养成了忧郁又善变的性子，眼界也越来越窄，生活的一切都离不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直到徐泽兵临开封，逼得赵宋朝廷乞和，赵桓被自己的父皇亲手送入火坑，才真正见识到世界真实的面目。
徐泽无疑是赵氏克星，所有见过其人的赵氏子孙，皆在心中留下了极大阴影。
赵桓是真的害怕徐泽，却又不得不面对。
因为，他必须跟着正乾皇帝学习“治国理政”之道。
徐泽一言九鼎，说教导赵桓“治国理政”，就真的教授其人，不仅会教，而且还教得极其认真。
如同当初带赵楷一样，徐泽带赵桓也非常用心，惩处贪官、慰问黎民都不避赵桓。
偏偏这些最朴实的教学内容，都超越了赵桓过去二十多年的人生阅历，极难被其理解，就算理解了，也做不到。
面对英明神武的徐泽，赵桓便有一种深深的挫败感。
其人只觉得自己一事无成，白在皇家活了二十多年，完全不懂治国。
甚至，也不懂什么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