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罘湾码头。
尚书右丞张邦昌和朝请郎田庆圆满结束登州之行，登船返回东京，徐泽亲自到码头相送。
张邦昌此行，乃是代表朝廷授予徐泽京东东路经略副使兼知密州事之职，并当面交待了天子口谕，督促出兵的相关事宜。
徐泽拿到了同舟社当前最需要的“大义”——将造反所得的红五营违法资产，转为奉旨管理的合法产业之相关手续。
大宋的官职任免很灵活，并无定级定岗之说，徐泽这种正七品低级官员可权知州事，品级很高的宰执政治斗争落败后，也可判知州事。
不过，二十四岁就权知州事兼经略副使，实在是太惊世骇俗了，这样的官员以后几十年还能怎么升迁？
但朝廷已经没有办法，顾忌不上这些乱七八糟的传统和规矩了。
京东之乱暂时是安稳下来了，剧贼李子义在连番打败官军后，居然悬崖勒马，主动乞和。
但此贼愿意接受招安，并不是因为心怀忠义，想在大宋统治体系中谋得一官半职，以为朝廷效力。
而是因为接连大胜后，生出了不臣之心，有了取赵氏而代之的危险想法。
贼人愿意接受招安，只是为了稳住朝廷，以集中兵力与徐泽决战。
等红五营打败徐泽，彻底整合京东路的力量后，必然要再次向西，问鼎东京。
而朝廷之前就已经被李子义打得没有还手之力，更因为平定叛乱的无力表现，使得原本强力压制的各种矛盾开始反弹，呈现内忧外患的局面。
当此之时，大宋急需徐泽这个强力打手与李子义狗咬狗，以争取宝贵的舔舐伤口时间。
朝廷则腾出手来，先解决各地的动乱，再整合全国力量，以防范李子义的下次作乱。
但大宋禁军已经被红五营打出了心理阴影，即便再怎么准备，也没有丝毫胜算。
可以预见，一旦李子义解决了京东东路的问题，大宋覆亡就只在朝夕之间了。
因此，赵佶明知饮鸩止渴，也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扶持徐泽以长期对抗李子义了。
知密州事的任命别有用意，之前徐泽就没上这个当，还狠狠地摆了朝廷一道。
因此，赵佶御笔保证了战后三年内，密州不再派驻朝廷军队，以安徐泽之心。
而经略（副）使一职，并不是常置官职，乃为京东东路的动乱状态而特设。
也就是说，朝廷给徐泽的任命只是暂时的。
理论上讲，待京东贼患平灭，社会重新恢复稳定，经略副使的官职还是要收回的。
但红五营的实力已经急剧膨胀，仅凭登州一地之力，徐泽绝对打不赢李子义。
甚至，赵佶也没做徐泽能打败李逆的心理准备，只要他能够拖住那贼子就行。
京东东路实际上已经沦为敌占区和“他国”，祖宗家法、朝廷制度之类的，都不及一只敢咬贼人的狗好用。
京东东路哪怕地打烂了，人死绝了，也比贼人有实力向西争夺天下好。
为了增加徐泽的实力，让其豁出性命跟李子义相斗，朝廷批准徐泽立即组建二十个指挥，兵甲和粮草随后由海运直接送到之罘湾。
赵佶还煞费苦心，特许徐泽在战时行遣一切事务的便宜之权。
也就是说，贼人李子义未被剿灭，至少是其失去反抗能力之前，
京东东路战区以内的官吏任免、物资调配、税收使用等等权力，
都可以凭徐泽自决，事后上奏朝廷报备即可。
唯一一点例外：金课要按时上交朝廷。
登、莱两州是大宋的产金重地，金岁课额占全国总量的九成，天子特别强调两地金课徐泽不能支配，必须上解东京。
赵佶是皇帝中的艺术家，艺术家中的皇帝，名副其实的千古雅人，并非汉灵帝刘宏那种要死了还拼命捞钱的货色。
其人强调登、莱之金课必须上交真不是为了钱，其实是为了各项工程的装点。
实际上，几年前，徐泽带着同舟社刚到登州，就特意到牟平金矿考察过。
其淘金技术比起后世电影常见的木盘淘金，似乎还要先进很多。
乃是把独木剖开，凿成凹槽，即制成木溜槽，由人投沙其中，冲水淘采。
金的比重高于沙土，冲水淘选的过程中便沉积在木溜槽的底部，又受到锯纹等凹痕的阻挡，不会被水冲走，便于采集。
更妙的是这种方法为集体劳作，生产效率较高，产量自然也比较高。
嗯，是“比较高”。
大宋从仁宗皇祜年间，就已确立并一直沿袭下来的课额为：
登州之金三千九百两，莱州之金四千一百五十两。
加起来八千零五十两，这点“小钱”相对于大宋每年的税收，根本不值一提。
所以，才说赵佶乃是千古雅人，别人为的是艺术，真不是看中这点黄白之物。
对于天子如此高雅的艺术追求，徐泽必须全力支持嘛。
相比之下，赵佶对徐泽开出的条件，比招安李子义的价码还有很大差距。
但在大宋历史上，已经是极其少见了，充分体现了天子对徐泽的信重。
皇帝以国士待徐泽，徐泽当然要国士报之！
谈妥领旨出兵之事后，徐副经略请两位车船劳顿的天使在之罘休息了一晚，
其人连夜制定平贼计划，请张邦昌带回东京，以安天子之心。
“张相公，这是下官昨晚连夜拟定的‘五月平贼’计划，请相公面呈天子，贼人不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