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权西北面兵马使崔弘宰率领的三万勤王大军,
刚行至大同江边的松林城,朝廷的诏令就快马送至。
诏令主要传达了三层意思。
一是所有兵马立即返回驻地,严防金人东进和驻地民乱。
并监督勤王民军全部就地遣散,违令者以作乱罪论处。
二是策宫主福宁为公主,实封新安州,
当地驻军须与随后赶至的公主卫队移交防务。
三是西北面兵马使驻地由椵岛移至松林。
诏书上的旨意虽然只有三条,但信息量极大,
崔弘宰接过诏令,就立即询问使者。
“开京究竟出了什么事,王上怎么样?”
传诏的内侍安甫麟与崔弘宰熟识,上前一步,小声道。
“相公,王上很好,朝廷已经与同舟社议和,不用再打仗了。”
关系虽熟,但诸如赔款割地、大王即将下罪己诏之类的事,安甫麟还是不敢说出来,
万一因为自己乱说话,引得大军不稳,
他就是有十个脑袋也不够砍。
崔弘宰也没有再为难其人,当即要安排洗尘宴,
但对方却以还要继续传诏,不敢耽搁为由,匆匆离去。
能被安排出外办差的内侍,无不是精明能干之辈。
安甫麟虽然没有告诉崔弘宰开京中的具体情形,
但“王上很好”“不用再打仗了”两点,就已经足够了。
“王上很好”是崔弘宰最关心的,
毕竟,他个人的荣辱富贵全系于王上一身,
只要撑过了这波动乱,西北面兵马使之前的“权”字就可以去掉了。
若是王上“不好”,那搞不好就会有波折,
甚至,还有可能成为朝堂争斗的牺牲品。
至于“不用再打仗了”,则是底下士卒们最关心的。
勤王之事,急如星火,
但今天是接到勤王令的第三天,
自己统帅的大军,才从平壤赶到临近的松林。
不是崔弘宰不急,胆敢延误军机,而是因为大军士气实在低糜。
自征伐义州开始,大军就一直在途中奔波,没有得到及时的休整。
尤其是同舟社反攻高丽后,征北大军更是被反复牵着鼻子跑,士卒们非常疲惫。
更关键的是,每被同舟社调动一次,就要吃一次败仗,对士气的打击太大了。
底层士卒甚至到了谈同舟社色变的程度,掉队逃跑的人越来越多。
实际上,同舟社水师炮轰江华岛,
金缘中风无法理事,崔弘宰接过征北大军指挥权后,
其人就已经在着手率军勤王。
但因为士气低糜的原因,各地分散驻军的准备严重滞后。
正式收到勤王令后,
众将都强调“贼军势众”“征北军是勤王的关键,万不容有失”之类的理由,
反正就是一个意思:要等更多的人壮胆才敢东进。
其实,崔弘宰手下众将的道理并没错。
勤王令一下,
赶不赶得走侵略者暂且不论,国内先乱起来是必然的。
勤王大军中,除了疲于奔命的常备军以外,
还有很多自发勤王的“义军”。
在高丽的政治格局下,能组织大批“义军”的,
基本都是掌握了当地大部分社会资源的各地豪族。
至于这帮人究竟是起兵勤王,还是准备“划地为王”,只有天知道。
能逼得拥有开京三万驻军,数十万百姓的朝廷,
不顾国家动乱的后果,也要急召全国兵马勤王,
只能说明贼军确实势众,
至少不是两万余已经丧胆的征北军能够面对的。
强行带着这些人进京,不是勤王,
而是给敌军送装备和人头,顺带打击其余各路兵马的士气。
实际上,收到勤王令后,
不到两天时间,崔弘宰就完成了开拔,
并走到松林,已经是极高的效率了。
他有不得已的苦衷,众将只需要考虑军事上的风险,
但身为统帅,他却必须把政治上的风险摆在首位。
哪怕是在开京城下打了败仗,也比“拥兵自重”“坐视开京沦陷”要好。
幸好,这道及时到来的诏令,解决了军中上下的风险,让众人都松了一口气。
但肯定也有人不想看到这样的结果——比如各地的“义军”首领。
领兵在外,朝堂上的事,崔弘宰管不了,也不敢去管。
这些或为了自保,或是别有目的“义军”,才是他要重点考虑的事。
想通此节后,崔弘宰立即召集众将,
宣布朝廷诏令,安排各军返回驻地的序列,
明确下步督导勤王“义军”遣散的政策限度。
得此好消息,众将士气复振——
毕竟,动乱刚刚开始,率先组建私兵的人,
都是没什么见识的“小豪”,或者“土豪”,
真正的顶级豪族,是不屑于玩这一套的,
其显赫的门第就是最好的招牌,
真等世道彻底乱了后,
他们只需要登高一呼,必然是“应者云集”。
打击这类跟脚不深,又意图不轨的“义军”,
显然要比去开京,和京营都打不赢的同舟社作战,
风险更小,收益也更多!
当然,众多的勤王义军中,也不乏一些“另类”,
比如“心怀忠义”,毁家纾难的“义士”;
或是极少数身无长物,仅剩“一身抱负”的“壮士”。
这两类人也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