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刘禅终究是难以抑制住内心里面的兴奋。
一旦陆上丝绸之路被重新打通的话，蜀汉所获得的，不仅就是跟西方国家进行贸易所取得的利益，而且也可以从最近的路程实现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罗马帝国之间的各种思想和学术方面的交流。
罗马帝国继承了大量古希腊的闻名，即使此时已经逐渐走向了没落，但是那是国力方面，思想方面则永远不会失去光彩的。
而且此时的基督教在被压迫的情况下，已经逐渐有了击败罗马的皇帝的气势，教会的各种组织变得完善，信徒对教会表现出了比对皇帝更高的忠诚，教会的福音获得承认。
应该可以承认一点的是，世界上几乎没有坏的宗教之说，只能够说，它究竟要把人类导向何方的问题。
基督教曾经确实把西欧带入了黑暗的中世纪，但是后来在人类的文明进程之中，扮演着关键性作用，所以不必去否定宗教，需要否定的，也许是它的教会组织。如今的罗马教廷的选举程序外界依然无法知晓，地方教会的神职人员存在着各种贪腐和丑闻，却无法完善得到治理。这些东西无法归咎于教义，而是组织性问题。
所以，刘禅的前世即使不信教，但是依然可以看得到基督教的教义，其实并不坏。而且，它给世界贡献了一件极度美妙的东西：契约论。
这种东西在天朝，无论是儒家、法家或者纵横家，乃至于后来的佛家都无法提供的东西。
儒家这种思想正统，其实具有很强的幼稚性成分，充满了理想化。正是因为他无法在社会内部建立起来各种契约性关系，从而建立起来严密的组织性关系，所以只能够理想化地以各种道德约束来进行社会规范。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国家对社会无法进行精确的管理，而只能够采取了如同历史学家黄仁宇所言的松散化的管理体系。
刘禅甚至可以断言，在二十一世纪的天朝，想要复兴儒学，进而以此为基础对国家进行治理，是无法实现的，甚至于是一种制度性的历史倒退。
儒学其实根本无法适应二十一世纪社会的需要，最终只能够导致官府权力继续高度集中而已。这也就是为什么二十一世纪的天朝官府，在民主思想逐渐兴起的时代，忽然以复兴名族文化为借口，开始热衷于提倡先前一直被当权者诟病的儒学的原因。
所以，对于刘禅而言，丝绸之路的重新打通，并非单纯只是为了财富的获得，同时也可以引进西方的各种思想。
当然，此时身毒（印度）的佛教已经传入大汉有些年头了。但是如果单单从文化方面来看，它确实可以繁荣中华文化。
但是如果从社会经济方面来看，情况似乎就不是那么乐观了。
从历史和二十一世纪的现状来看，佛教无法否认都是一种很崇尚奢侈的宗教。佛教最奢侈的年代，只怕是在鲜卑人建立的北魏，据说正是因为那个时代大兴佛寺，严重损耗了国内的黄金和国力（实情似乎已经无法确定）。
后来出现的“三武灭佛”事件，其实是有其根源所在的。
所以在思想交流和国力消耗方面，刘禅当然倾向于直接从陆上丝绸之路跟罗马帝国的交流，而非从海上丝绸之路跟身毒之间的交流了。
然后，刘禅让诸葛乔给远在成都的韩龙等大商人，以皇帝刘禅的名义发出文书，同时也给江东的商人也发出了文书，表示刘禅自己希望在江陵城接见他们。
以商人的地位而言，天朝官府对他们永远具有生杀大权，他们必然会与会的。
与此同时，大司马府的最新命令文书，已经被送达了交州的之所龙编县，到达了刺史步骘的手里。
步骘看过之后，对此非常重视。毕竟，这件事事关他治下的交州地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能否保持长治久安的大事。
于是，步骘立刻启动他在交州的各种资源，深入调查扶南国内部的各种情况，希望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提交到到自己和宗预两人的手里。
然后，步骘亲自出龙编，南下去跟宗预见面，想要跟宗预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判断出，宗预是否能够进入扶南国进行完成陛下交代的任务的可能性。
而大司马府给水军都督全琮的责令文书，首先到达了全琮的手里，对全琮的罔顾军纪给予了严厉的斥责。
全琮对此早就已经有所心理准备，所以坦然接受了下来。而且，他也因此心里松了一口气，既然是斥责下来了，只怕他是可以因此逃过一劫，陛下和大司马想要跟他算账，那也应该是要等到战争结束之后了。
全琮果然是精明过人，确实摸准了刘禅和董和两人的心思。
两天之后，大司马府的最新命令文书也随即送到了全琮的手里。
全琮看过之后，心里顿时是高兴万分。这明白是陛下和大司马两人故意给他的将功赎罪的机会啊！
于是，全琮也没有多想，欣然愿意将水军陆战队的兵权交给凌统，他自己则是奉命率领舰队出海寻找扶南国的那支舰队。
而大司马府下达给吕岱、尤突和张嶷三人的最新军事命令，也被送到了三人的手里。
军情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全琮随即再度与吕岱三位将军展开了联席会议，对当前的军事动态进行了一天时间的商议。
然后，全琮随即率领他的那支八千人的水军陆战队，赶赴南方的占城。
而吕岱、尤突和张嶷三人则根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