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王党，还是辉格的爱国者党，两边的主流意见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求和倾向，这里面内因自然是占据主导地位的。
内部阶级的因素，是他们对求和的方向保持一致的根源。
哪些人可以卖、哪些人不可以卖、哪些人要稳住、哪些人可以镇压，这些政客们心里门清。
这些内部的因素，决定了“怎么和”。
而另一些因素,则决定了“战还是和”。
除却那些经济上的因素，战还是和，更多的时候，还是看能不能打赢。要是打的赢，战自然占据上风。
但即便现在看来，英国的海峡舰队,还有一搏之力，可实际上不管是王党还是辉格党都不敢搏。
这和英国举国决战西班牙、亦或者后来在特拉法尔加一战定胜负的时代不同。
特拉法尔加时代,汉诺威王室已经彻底坐稳了位置。斯图亚特家族的人,已经基本死绝了。国内的雅各布派，已经消亡，彻底没有了叛乱的能力。
工业革命后的英国，使得全部的、能说出来话的、有一定影响力和经济实力的国民，沉浸在国家蒸蒸日上的幸福感之中。不会如此时这般，托利党以及旧王朝势力，依旧拥有可以里应外合打开关门喜迎王师的能力。
是以，那时候，打输了，怕什么？大几百万人口，动员起来，没有人带路、没有人喜迎王师，有什么可怕的？
而现在,辉格党和王党,都不敢输，海战输了就真的全完。真有人带路,且真有人会迎王师。
某种程度上，这段时间,也算是英国王室“得国不正”的影响期，以及那些大商人垄断专营商闹得大部分人都人厌狗烦，比如苏格兰民众暴动保护走私犯、勒死军官；比如普通民众因为酒涨价，要把国王赶回德国种土豆子。
而英国和中国的国情、商人力量、农村和城市力量的对比区别，使得英国如果想把大顺皇室干爆、引发国内动荡、实行对等报复，想要取得大顺劫船和骚扰贸易这样的成果……得派人去大顺农村，喊出均田口号搞起义，用圣徒精神团结农村，搞出天朝田亩制级别的起义。否则，是没法对等报复的。
因为英国贸易发达，所以大顺切贸易，可以直接让英国动荡。
因为大顺农村广阔，所以英国派人去农村传教起义均田，才能取得大顺切贸易对等的效果。
毕竟英国对面有个法国，大顺旁边是朝鲜……法国只要过了海峡真能打进伦敦，朝鲜过了鸭绿江是真打不到京城。
这种区别之下，一方面是海军那边的一线军官，在之前的博斯克恩被击杀的海战中，对大顺这边的技战术水平很认可。燧发机之类的技术细节不提，打破线列决战、纵队穿插打尾巴的战术体系,让这些一线军官确信这是个难缠的对手。
这不是那支以“存在就是威慑”为目的的、打桅杆、抢下风、打了就跑的法国舰队。而是一支能和英国海军一样，眼睛不眨地把还活着的战友直接扔海里喂鲨鱼的、充斥着精神病人、疯子、酒蒙子、恶棍、杀人犯、重刑犯、食人者的海军，绝对的此时一流海军。
另一方面就是确实打不赢，没办法对等报复，而传教士吹的中国热风，又使得英国无法确定大顺的真正战争潜力。一個600万人口的国家，按照本国的动员能力、压榨能力和税收效率，去思考一个两三亿多人的国家，往往会产生巨大的认知偏差。
刘钰一直鼓吹被他扭曲的假自由贸易，论据之一就是大顺的税收低，极大地迎合了法国重农学派和英国反消费税学派。
他的数据没错，确实是低，但实际上是“无能”，而不是“故意轻税”。
所以，英国拿着自己14的冠绝全球的税收能力，来思考大顺的战争潜力，肯定是会误判的。
的确，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可正如大顺不可能理解出埃及记的隐喻，英国又怎么可能知道大顺家里难念的经？
英国此时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
想和。
且能和。
且政治力量最强的那群人想和且能接受和。
世界是动态的。
英国国内的阶级状况、王室认同、政局稳定这些情况，要是晚三十年，大顺是吓不到英国的，英国肯定会选择豪赌一场海上决战。输了民兵总动员，也不用担心地主喜迎王师。
比这三十年再晚三十年，赶到英国的经济基础和阶级构建，已经到工人站出来反谷物法、搞宪章运动的时候，那大顺就更不可能指望直接谈贸易倾销问题了。
此时英国政坛上的两大势力，不可能知道未来，但却了解现在。
只不过因为托利党党禁导致的辉格党分裂、反对派的崛起，使得英国政坛内部出现了一股奇怪的风气。
为了反对而反对。
反对政府的任何决策，是取得名声和影响力的最佳手段。
正是因为这股风气的存在，使得战争媾和这件事本身，两边的想法基本差不多；但两边都需要把更多的心思，花在这些条件是谁提出来、是谁背锅、谁支持谁反对、何时支持何时反对的事情上。
和格伦维尔交谈过的皮特，并不知道王党这边的具体动作，但他知道王党肯定会借用中法来送俘虏这件事，制造一些舆论，为推翻现内阁打下基础。
屋子里空荡荡的，皮特把其余人包括仆人，都赶了出去，只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他明白，此时的爱国者党，或者说坦普尔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