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范仲淹此行是有备而来，早已将筑城工具准备齐全。一声令下，将士齐心，只十天时间，便筑起了一座新城，这便是锲入宋夏夹界间那座著名的孤城——大顺城。
西夏不甘失利，派兵来攻，却发现宋军以大顺城为中心，已构成堡寨呼应的坚固战略体系。西夏军中渐渐流传出这样的话，说“不能轻易攻取延州了，如今小范老子胸中有数万甲兵，不似大范（范雍）老子那般好对付。”
去年，范仲淹派遣种世衡筑“清涧城”，种世衡经营极佳，东北边防已趋稳固。如今又有了“大顺城”，更是加强了防御力量。
转眼春去秋来，范仲淹为了严密防务，亲临“大顺城”勘察。他已是五十四岁，满头白发，站在城中高地上，面对塞上秋景，一首《渔家傲》诞生了：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范仲淹还采取了一些办法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宋朝皇帝的诏旨中曾规定了各级将领统率军队的数目，若遇敌侵犯，地位低的军官就带军队先行出阵抵御。范仲淹说：“战将不选择适当的人，只以官阶高低作为出阵先后的标准，这是自取失败的办法。”于是，他认真检阅了延州的军队，淘汰了一批怯懦无能的将校，选拔了一批经过战火考验的有才干的人代替他们。他又淘汰老弱，选择一万八千名合格士兵，把他们分成六部，让每个将领统率三千人，分别予以训练，改变了过去兵将不相识的状况，临战时根据敌军多寡，调遣他们轮流出阵抗敌。
范仲淹又积极召募士兵。由于原来守边的大都是从内地调来的已经腐化的禁军，这批人既不耐劳苦，又因久戌思乡，斗志不高，而从本地人民中召募士兵，熟悉山川道路，强悍敢战，又因保卫家乡，斗志较强。
范仲淹赏罚分明，奖励勇猛杀敌的士兵，提拔重用立功的将领，对克扣军饷的贪污分子则当众斩首，毫不留情。
正是在范仲淹的苦心经营下，西北军中涌现出了有勇有谋的名将，狄青、种世衡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直到范仲淹离开，他们都将担负起抵御西夏的重任。种世衡更成了“种家军”的开山人。
范仲淹很明白，动兵时久，百姓受累，眼见防御措施日益显效之际，他希望兵戈停止，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因此迫不及待修书给李元昊，劝其归顺朝廷。
结果，朝廷怪罪他擅自与敌人通信，撤去他延州知州的职务，改任庆州知州。
在李元昊尚未称帝建国之前，宋朝每年会给西夏送去大量的银、娟等财物，成为“岁赐”。由于战争爆发，“岁赐”取消了，宋廷还关闭了边疆的榷场，禁止西夏所产的盐入境，西夏失去了直接的经济实惠。西夏境内粮食、绢帛、茶叶以及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奇缺，物价飞速上涨，民声载怨。
连年战争使西夏民穷财尽，人怨沸腾，阶级矛盾与********加剧，境内部族人民纷纷起而反抗，或逃奔宋朝。西夏兵力到战后已处于“死亡创痍者相半，人困于点集”的境地，李元昊想要再发动战争已然十分困难。同时，李元昊也认识到战胜地广人众的宋朝绝非易事。宋朝在战略上的优势是西夏望尘莫及的。
坐观宋朝、西夏相争的辽国也没闲着。辽国利用宋夏对立，向宋讨价还价，从中渔利。李元昊同辽国本属“甥舅之亲”，辽国为了自身利益，却时常牺牲西夏利益从宋朝换取实惠，李元昊为此极度不满，导致两国关系恶化，联盟开始破裂。
李元昊感到处境孤立，为免除两面受敌，决意与宋朝议和。
从宋朝来说，自李元昊叛宋，宋军的边防开支陡然膨胀起来。政府为了扩大收入，不得不增加百姓的负担，从而引发了各地反抗朝廷的暴动和骚乱。
外患还未完全平息，内忧又起，仁宗再也坐不住了，他意识到必须立刻稳定政局。
仁宗将西线三名统帅夏竦、韩琦、范仲淹一同调回京师，分别任命为最高军事机关的正副长官——枢密使、枢密副使。同时扩大言官编制，亲自任命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为谏官，号称“四谏”。
“四谏”上任，一奏：夏竦为身为西北主帅，军功寸无，应该罢免，仁宗准许，以杜衍生、富弼为军事长官。二奏：宰相吕简夷近年来只图私利，浑忘国家，必须罢免，仁宗准许，彻底罢免了吕简夷的军政大权。三奏则驱逐了副宰相王举正，以范仲淹取而代之。
新的领导班子建立起来了，仁宗皇帝便连日催促仁宗连日催促范仲淹等人，拿出措施，改变局面。
其实，改革思想范仲淹已经酝酿已久，他很快便呈上了新政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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