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家长制这种历史悠久的陈旧现象很难进行彻底改变，是确凿无疑的事实的话。
但也不要忘了，人性里对美好的追求和向往更是根深蒂固的。
尽管家长制代表着严酷的现实和专制的锁链，它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惟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
但也要知道，冷冰冰的东西最怕的就是真诚和温情的烧灼。
在某些情况下，一旦情感到位，它就会变得柔软甚至融化，很难再铁板一块的一直严密封锁下去。
这才是生活里始终充满希望，永远不会绝望的原因。
1983年最先打动人心的情景，是来自于第一次现场直播的“春节文艺晚会”。
这场源自于1982年11月策划，1983年2月初才开始在“燕京饭店”集合演员彩排，仅靠5台摄像机，区区600平方米的演播室、60多位演职人员、200名现场观众完成的“春晚”。
虽然经费短缺，没有特技，没有烟花，更没有电脑，但是却开创了一个新时代。
从此，“春晚”不但成为了一种伴随着亿万华人家庭度过除夕夜的固定形式，本届“春晚”也成为了最成功，最受观众喜爱的一届春晚。
其口碑远胜于后来大投入、大制作时代，明星云集、花样百出的各届“春晚”。
这一点至今没有改变，相信也不会再有改变。
之所以会如此，其实并不是因为这届“春晚”在节目和形式上有多么新颖。
当时小品都尚未成型，“反串”也很少见，哪怕再新颖的节目，和往届相比，必逃不出歌舞、戏曲、杂耍、曲艺的范畴。
而尽管当时以相声演员当主持人，观众现场点播节目的创新演出形式，确实成为了吸引了观众眼球的噱头。
但以后也终会因见怪不怪而流于一般，逐渐为人们淡忘、忽视。
所以究其成功的真正原因，其实是因为这届“春晚”充满了真诚与希望，是最不做作，充满了人情味的一届“春晚”。
真情来自三个方面。
首先是这是一台完全以欢歌笑语为核心的晚会，颠覆了绝大部分人们已经习惯了多年的晚会概念。
而且在导演的真诚恳求下，所有的演员，就为了图个全国老少高兴，全都是义务参演，没有任何报酬。
甚至就连演员、主持人都是穿着自己平时的衣服，完全是自备的。
特别是当时“春晚”还没有名气，这也绝不是各单位指定性的演出任务的情况下。
就连全国当时最火的歌星杨卫帆、谷依、最出名的影星刘晓芩，也全都牺牲了他们各自的家庭，爽快地应邀参加，并且积极的配合排练。
这种公益心和道德感，绝非是眼里除了“钱”就是“名”，号称“票房低于多少”就不参演的当代明星可以比拟的。
其次，刘晓芩在本届春晚，成了第一位借电视媒体表达思乡情感的明星。
她作为最后一个来报道的演员，参加演出唯一的请求就是向老家的父母拜年。
但这个请求也是不容易通过的。作为官方媒体，要顾虑的是政治的严肃性。
后来经过层层审批，最后直到国家电视台最高层，才给了她一句话的机会。
而当她面对全国观众，亲切地说出一句“今天是除夕之夜，我在这里向远在老家、坐在电视机前的爸妈拜个早年”时。
一种从未在官方媒体上体验过的细腻温情，却成功引起了电视机前所有人的情感共鸣。
这才是真正的“春晚精神”。
至于最后，注定载入历史史册的无疑是谷依和杨卫帆分别成了点播歌曲最多的男女歌唱演员。
在这场晚会上谷依不但如前世曲。就连杨卫帆也紧随其后，把自己的七首成名歌曲挨个演唱了一遍。
两个人一起成为了当晚当之无愧的男女“麦霸”。
而由此产生的晚会最大高潮，就是再无数观众热情的点播之下，晚会的官方电话几乎要被打爆了。
同时谷依饱受批判的那首《乡恋》，点播条子堆满了两大盘子。
于是在广大人民群众万志成城的共同努力下，这首歌曲由总导演的一声令下，终于当众解禁。
所以当谷深情款款地唱出这首歌时，从电视机里传出的声音不但委婉动听，也蕴含着感动和激动人心的情感共鸣。
这就是人民真实意愿的表达，是突破束缚和扬眉吐气的胜利欢歌。
因而这一届晚会，于无形之中，也起到了价值重塑的作用。
无数的家庭，无数的年轻男女因此而欢欣鼓舞，憧憬未来。
恐怕唯一感到失落和看傻眼的，就是不久之前，还在为谷依离开“国家乐团”，为“海防歌舞团”接手了这块烫手山芋，由衷感到庆幸的那些人了。
当然，如果说到情感的细腻与真挚，以上这些仍然不是全部。
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入到更广泛的视角，可圈可点的地方甚至比晚会现场还要感人。
比如说，演出结束后，四部热线电话因为连续10个小时超负荷工作，电话线路全都烧热了。
负责线路的电话86局值班人员不得不报警。
而工程技术人员和消防人员，为此在电话局守了整整一夜。
另外，当所有演职人员吃完饺子、面条简单的宵夜，回到燕京饭店时，却发现全楼灯火通明，全体上班的服务员自发地排成长队迎接剧组归来。
再比如说，当晚会进行中，电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