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论古今石刻
古者金铜等器物，其款识文字皆以坯冶之后镌刻，非若今人就范模中径铸成者。余于武陵郡开元寺铁塔上，见镌刻经咒之属皆是冶铸后为之。至于石刻，率多用粗顽石，又字画入石处甚深，至于及寸，其镌凿直下，往往至底乃反，大于面，所谓如蠹虫钻镂之形，非若后世刻削丰上锐下，似茶药碾槽状。故古碑之乏也，其画愈肥；近世之碑之乏也，其画愈细。愈肥而难漫，愈细而易灭。余在汉上及襄岘间，亲见魏晋碑刻如此，兼石既粗顽，自然难坏；后世石虽精好，然却易剥缺。以是知古人作事不苟，皆非今人所能及也。
秦玺文玉刻
《古器物铭》载此玺文，云得于河内向氏家，《援集古印格》所载谓是秦玺。按《金石录》：元符中，咸阳获传国玺，初至京师，执政以示故将作监李诫，诫手自摹印二本，以一见遗。又蔡绦《铁围山丛淡》载：元符所得乃汉玺，其文曰“承天福延万亿永无极”九字。今此玺文乃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二文不同，则知赵明诚盖未尝见秦玺也。按《晋书》载：此玺自汉传至晋，逮五胡乱华，玺为石勒所收，石既败灭，玺失所在，后戴施得之，归于东晋，但其玺文乃云“受天之命皇帝寿昌”，已非是旧文矣。又历六朝至隋氏，隋之平陈复得旧玺，乃更名前者，谓曰神玺。又传五代，后唐王从珂自焚，玺亦毁弃，即此则与续刻咸已失之。余窃详二玺各是一物，及诸家谱书乃谓通是一玺，背面有异文，非也。二者疑皆魏晋所刻，而秦玺不存久矣，后有得者，益非古物。近嘉定己卯岁，贾涉节制河北，申缴到蒙国大将扑鹿花献一玺，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宝”，篆刻甚得古意，然非旧物。或谓真庙因天书降后所刻，却有此理，意者金人自汴京携至燕山，北都既破，为蒙人所得耳。尝闻诸老先生议论，谓自昔陋儒谓秦玺所在为正统，故契丹自谓得传国玺，欲以归太祖皇帝，太祖不受，曰：“吾无秦玺不害为国，且亡国之余，何足贵乎？”契丹畏服。圣性高明，持守刚正，如此亦可谓度越前古，而贻范于方来矣。
前汉无碑
《集古目录》并《金石录》所载：自秦碑之后，凡称汉碑者悉是后汉，其前汉二百年中并无名碑，但有金石刻铭识数处耳。欧阳公《集古目录》不载其说，第于《答刘原父书》尝及之。赵明诚云：“西汉文字世不多有，不知何为希罕如此，略不可晓。”然《金石录》却载有阳朔砖数字，故云希罕，言不多，非无也。余尝闻之尤梁溪先生袤云：“西汉碑自昔好古者固尝旁采博访，片简只字搜括无遗，竟不之见，如阳朔砖，要亦非真。非一代不立碑刻，闻是新莽恶称汉德，凡所在有石刻，皆令仆而磨之，仍严其禁，不容略留，至于秦碑，乃更加营护，遂得不毁，故至今尚有存者。”梁溪此言，盖有所援据，惜不曾再叩之。余因记范石湖《题虏中项王庙》诗有云“人间随事有知音”，新取秦，其事亦尔，可发识者一笑。近世洪景伯丞相著《隶释》，却有前汉哀帝元寿中郫县一碑，或谓乃后人伪为者。（按：《石湖集》有《七十二冢》诗云：一棺何用冢如林，谁复如公负此心。为说群胡为封土，世间随事有知音。注云：在讲武城外，森然弥望，北人比常增封之云云。此以为《项王庙》诗恐是误记。）
古碑毁坏
赵德甫谓所著《金石录》寿于《二千卷》所载之碑，由今观之，信然。石刻固非易朽之物，其如随时废兴，摧毁非一，前辈所载：元讨校丞相韩玉汝帅长安，修石桥，督责甚峻，村民急以应期，悉皆磨石刻以代之，前人之碑尽矣。余又闻萧千岩云：“蔡拱之访求石碑，或蹊田害稼，村民深以为苦，悉皆淦湮淖郑或为柱础帛砧，略不容存留。”又自乱离而来，所在城堡，攻战之处，军兵率取碑凿为炮石，摧毁无余。凡此皆是时所遭，其仆坏之门，殆非一端，盖亦碑刻之一厄会也。
乐毅论
无锡徐氏家藏《乐毅论》碑石止存五块，可见者一百八十九字，用木匣铁束，甚宝秘之。徐氏之上世名缜字君徽者，刘公敞原父之妹婿也，尝与原父评论石刻始末，跋此碑尤详，云：“《乐毅论》有二本，其一元丰初吴人得其石于太湖水中，石缺过半，背、面皆有刻，面十三，背亦如之，后题永和四年十二月廿四日书赐官奴，其上书异、僧权，即梁朱异、徐僧权也。其一即周越《书苑》所载高绅学士得其石于秣陵井中者是也，凡二十九行，石缺一角，后两行只有最下一字，至海字止。绅之子安世卒于吴兴，其家以石质钱于州民钱氏家，当官者每令摹拓，钱氏厌之，绐为比以失火焚毁矣。熙宁中，吴大饥疫，赵子立者以金质得之。又云旧传《乐毅论》乃右军亲书于石，其后石入昭陵，朱梁时温韬得之，复传人间，即高氏本也，是褚遂良记。贞观中，内出《乐毅论》真迹，令直弘文馆冯承素模写，赐长孙无忌等，笔势精妙，备尽楷则。子立所得高氏本，字亦奇绝，非右军亲书于石，亦摹真迹而刻之者。子立名竦，泉南人，曾将漕两浙，入为都水使者，无子，有二女，长嫁徐康直，字平甫，即君徽之子也。子立死，以石授平甫，徐氏再世宝藏。”尤延之给事袤、王顺伯大卿厚之皆有题跋，尤谓：“余常亲见欧阳公《集古》所藏高氏本，梅圣俞于碑后白纸缺处题甚妙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