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最新考古成果和史料为依托，阐述了“一万年”是对中华文明实事求是的“历史首肯”，是荡除“西方中心论”、扬我民族精神的永恒长城。近代以前的中华文明远远走在世界的前列，四大文明古国的排序中国毫无疑问应排在第一。
“一万年”——这是对中华文明事实求是的历史首肯
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把中国古史的框架、脉络高度概括为“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糸，上万年的文明启步，五千年的文明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是比较恰当的。
近来，科学家们通过对中国山西垣曲“世纪曙猿”的考证，充分说明了人类远祖源于中国，推翻了“人类起源于非洲”的论断，把地球类人猿出现的时间向前推进了1000万年；中国三峡“巫山人”的出现，把中国人的进化史向前推进到了200万年前，且更直接向“人类非洲起源论”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并为在我国境内寻找更为古老（400—200万年前）的人类化石、文化遗存和揭开人类起源之谜提供了有力的科学依据。从此，在中华历史的长河和广袤的土地上，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和县人艰难成长；马贝人、长阳人、丁村人、金牛山人、大荔人、银山人、桐梓人与猿“揖别”；柳江人、资阳人、河套人、山顶洞人、穿洞人“燧火化臊”奔向文明……这是一幅多么生动的人类早期生活的历史画卷。
我国是世界上农耕文明发源最早的国家，其年代远远超出其它文明。
就人类几大文明发祥地来说，西亚农耕文明发源较早的地方局限于所谓的“新月形沃土”地带，时间约在西元前1－0.7万年；相比起来，两河流域、印度就晚了许多。
而在我国，北京山顶洞人就进入了农耕文明，其年代约在西元前2.5万年前后；湖南道县玉蟾岩农业文化遗址，其年代在西元前2.05—1.65万年之间；我国江西万年仙人洞、吊桶环洞等史前遗址，通过植硅石和孢粉分析等科学测验，发现了距今1.2万年前的野生稻石标本和距今1—0.9万年前的栽培稻植硅石标本，这是目前所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水稻标本；湖南澧县彭头山古文化遗址中出现了距今0.9万年前的人工栽培水稻，并出土了目前世界上最早的稻作遗存。
我国陶器制作时代最早,工艺最精。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的距今2—1.5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未期及距今1.4—0.9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连续文化堆积中，后者还发现了目前世界上最原始的陶片，距今1.2—1.1年前的广西柳州大龙潭和广东英德青塘圩遗址中出土的陶片上已饰有绳纹，而此时人类的另外几大文明还基本处于蒙昧阶段；中国北方距今0.8—0.7万年前的陶器，无论从其制作工艺还是造型、纹饰、彩绘，都远远超出同时代其它有陶文明；而日本、美洲古代陶器的出现其形态特征往往与中国一些时代的陶器极为相似，恰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中国远古先民极早就来到了这些地方，繁衍生息，开拓文明。
随着文明的进步，家畜饲养业发展起来，最先饲养的是猪、狗、鸡、牛，不晚于8000年前，“六畜”中的马与羊稍晚，其中有世界上已知最早的家猪和家鸡的遗存。我国的手工业最早发生，发展最快。
距今7000多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已中充分显示了中华先民纺织业的发展，中国丝织物后来成为古代文明史上横贯中西最为耀眼的彩带。
中国玉器业的发展早在8000年前就较成熟，独树一帜；漆器业举世无双，堪为绝技；冶铜业与西亚同步，工艺独步于世；天文历法独领**，七日星期制的使用远远早于“犹太人”、“巴比伦人”二千年；河南出土的八千多年前的骨笛，多为七孔，具备音阶结构，能吹奏出旋律；
西元前6680—6420年的河南舞阳贾湖古文化遗址出土的甲骨文和石刻文，已初具殷墟甲骨文之雏形（及至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宜昌杨家湾遗址的陶文已十分成熟）……
“西元前6000年左右兴隆洼文化玉器的熟练制作，裴李岗文化文字的出现，磁山文化遗址中数十万斤剩余粮食的发现，这些有机联系的现象集中反映着中华远古文明的孕育。
就这样，在人类历史发展和文明进程中，中华民族犹如人类历史的火车头，执人类文明之牛耳呼啸向前，到西元前11－8世纪，已遥遥领先于世界其它文明而跨入封建社会的初级阶段——封建领主制的国家——西周而雄居于世。
春秋战国——人类文明史上最具改革与活力的时代：政治大变革，经济大发展，思想大争鸣，文化大积累，军事大兼并，外交大纵横，民族大融合．．．．．．产生了众多对人类历史进程具有重大影响的诸子百家和大量不朽文献。
及至始皇，平六国而统天下，置郡县而修法度，击匈奴而筑长城，定货币规度量而简文字，建驰道而同车轨，建树了史无前例的功勋。汉武雄风，上崇儒术，下削诸侯；广开仕途，招揽人才；推广农技，兴修水利；激活工商，加强财政；外击强奴，海陆举贸．．．．．．使得强大帝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外交等方面所形成的综合实力雄浑无比，化解了来自中亚、西亚凶悍蛮族的进攻并将其大部融化。余势西迁，引发了整个蛮族世界的大迁徙，导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和西欧社会的巨变。
而此后的中国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