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税
吾乡赋税，甲于天下。苏州一府，赢于浙江全省；松属地方，抵苏十分之三，而赋额乃半于苏，则是江南之赋税，莫重于苏、松，而松为尤甚矣。予尝与故老谈隆、万间事，皆云物阜民熙，居官无逋赋之罚，百姓无催科之扰，今日之粮，加重于昔，亦有限也。乃有司竭力催征，参罚接踵，间阎脂膏悉索，积逋日甚，何哉？盖当年之考成甚宽，则郡县之催科亦缓，积久日弛，率从蠲赦，所谓有重粮之名，无重粮之实是也。即如崇祯之季，军兴饷缺，大司农屡屡告匮，朝廷特遣科臣，严清积逋，法綦重矣。正粮之外，有炼饷，有加派，征亦苛矣。然本年白银，必俟来年二月开征，若在本年秋冬，即谓之预征银，以朝廷税民，应在纳禾登谷之后，先征本色以输漕，次征折色以济饷，留白银于明春起征，亦用一缓二之意也。故终明之世，官以八分为考成，民间完至八分者便称良户，完六七分者亦为不甚顽梗也。况承累叶太平之后，规制详悉，存留之粮既多，则起运之额便少，如官俸不可缓也，吏胥各役工食不可缓也，师生饩廪不可缓也，衙门、城池、仓库岁修能及时乎？广储济农仓虽设，未必扣正供以贮足也。学臣岁科赏银、新科旗匾、路费固不可缺，而郡邑季试蓬厂、供给、赏银未必以时举行也。科举盘费必如额，而遗才取科者不及领也。城守兵饷须给而四时操赏，供给火器皆罢也。他若扬仓风泛行粮之类，可缓者不一，则征及六七分，便可将起运钱粮解足八分，而于存留内视其缓急，以次征发。是以官无旷职之罚，民无竭泽之忧。本朝于顺治二年五月下江南，诏本年漕白条银，照旧额重征十分之五，一时人心翕然向风，其后裁不急之征，减可缓之税，节可缓之用，通计岁赋，虽不能复隆、万之初，已较轻于启、祯之日，岂非谋国者恤民之至意哉！其如不急者裁去，则额编者皆万不可已，万不可缓之需，有司挪缓济急之方穷矣。况照额编之赋，往往拨充军饷，军饷不可分厘少，则征粮不可丝毫缺矣。自是而后，经征之官，皆以十分为考成，稍不如额，即使龚、黄再世，不免参罚。故守令皇皇，惟以征粮为事。一切抚字，俱不及谋，而民有良顽，田有肥瘠，岁有丰歉，种种不一，额赋势无十分之日。兼之习俗犹仍其故，不念粮轻于昔，罔知功令之严，拖欠者所在多有，守令往往因积逋罢官。县之解饷藩司，又有以新征割旧欠之法，交盘之际，新旧县官互相推卸，一县之中前后数令，赁屋而居，不能归里。至顺治之季，江宁抚臣朱国治无以支吾，遂归过于绅衿、衙役。题参议处之令，先行常之无锡，苏之嘉定。至十八年五月，通行于苏、松、常、镇四府及溧阳一县，所题陈明钱粮拖欠之由补入年终奏销之例，一疏是也。当是时，绅衿、衙役欠者固有，要不及民欠十分之一。况法令之初，官役造册者，俱未知儆，只照当日尾欠，草草申报，或完而误作欠，或欠少而误作多，或完在前而册上一例填名，或完在后而册上一例挂欠。章下所司，部议不问大僚，不分多寡，在籍绅衿，按名黜革，现在缙绅，概行降调，于是乡绅张玉治等二千一百七十一名，生员史顺哲等一万一千三百四十六名，俱在降革之列。初议提解到京，严加议处，人心惴惴，既而限旨到之日，全完者免其提解，舆情少安，然仍有旨到未完，至解京之日完而释放者数百人，则非必无故而甘为累臣矣。苏、松、常、镇四府，无不遍及，而江宁独免者，因太守知功令之严，尽数报足而后催征，故不及难。惟溧阳一县，适当抚臣巡驻，径从县中取册，不由府中，故亦与焉。自是而后，官乘大创之后，十年并征，人当风鹤之余，输将恐后，变产莫售，黠术□□。或一日而应数限，或一人而对数官，应在此失在彼，押吏势同狼虎，士子不异俘囚。时惟有营债一途，每月利息加二加三，稍迟一日，则利上又复起利。有雷钱、月钱诸名，大都借银十两加除折利，到手实止九两，估足纹银不过八两几钱，完串七两有零。而一时不能应限，则衙门使用费已去过半，即其所存完串无几，而一月之后，营兵追索，引类呼群，百亩之产，举家中日用器皿、房屋、人口而籍没之，尚不足以清理，鞭笞絷缚，窘急万状，明知其害，急不择焉。故当日多弃田而逃者，以得脱为乐，赋税之惨，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康熙元年十一月十五日，讹传上谕各年钱粮勒限本日完足，欠者籍没，全家流徙绝域，人情大震。自辰至夕，完者争先恐后，收役应接不暇，大都半属营逋，后知不确而人人胆落矣。奏销一案，据参四府一县，共欠条银五万余两，黜革绅衿一万三千余人。造册之后，乡绅一千九百二十四名，生员一万五千四十八名，即以完过银四万九千一百五两九钱题报在案续完，冀有回天之意，其如皇上冲龄，政由四辅，但期治之必行，不原情之委曲，一挂弹章，便即降革。惟大学士金公之俊以自陈复职，其他如张太常讠刃庵，叶编修芳蔼止欠一厘而降调。郡庠生程兆璧尾嵘峡欠七丝而黜革，功令之严，可概知矣。至康熙六年五月初六日，上始亲政，下诏求言，大司马芝麓龚公上疏特请宽宥及苏、松、常道安公世鼎详请抚院韩公题复，俱不允。康熙八年己酉，总督麻公勒吉奉旨巡历沿海，苏、松绅衿具呈公恳，麻公恻然有怜才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