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论《路史》说若木君费之妄
《史纪》载舜命益之词曰：“咨尔费”，是以费为伯益之名矣。《竹书纪年》称：“费侯伯益”，是以费为伯益之国矣。两说相歧，莫能定一。罗氏哓哓辨伯益、伯翳为二人，今曰伯翳封费，据《竹书》乎，则合益、翳为一，显与己说矛盾。不据《竹书》乎，则罗氏生赵宋之世，去唐虞远之又远，安从知之然此犹依违之说，不足深诘。而伯益之子若木，则凡在《路史》以前诸书，若《百家谱》、《广韵》、《姓纂》、《唐书》之属，靡不云封徐者，而罗氏忽自立一说，曰若木事夏，袭翳之封，谁告之则必有执《史记》以相难者。《史》曰：大费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氏。二曰若木，实费氏。又曰若木玄孙曰费昌。是盖罗氏之所本，夫《史》固以费为名者也，罗氏方以为国，何得反据《史记》且由《史》说观之，费为国名，将无鸟俗亦国名耶实费氏者，是言费氏之所自出，非若木即费氏也。正如楚国芈姓，史明载为周成王封熊绎之日，而《帝系》及《世本》叙陆终之子季连曰”是为芈姓，亦是言芈姓所自出耳。或曰费昌、费仲，若木支子之后，所谓以王父字氏者；或曰即是徐国之君，徐为国名而费为君号，若楚为国名而熊为君号者然；或曰益封费，益子若木封徐，而益他子有袭费封者，费昌、费仲其后也。然年代荒远，不可周知，费之果为国名为人名费昌、费仲果为徐国君为费国君或非国君而为氏费之人皆莫能决，而若木袭费封，则断断乎为罗氏之臆说而无疑也。又按《墨子》云：夏后开使蜚廉折金于山。或谓蜚廉即大廉，蜚与费通，据此则即从《竹书》，以费为国，其嗣君亦当是大廉，安得漫无考索，而以若木为费君耶！
第二，论《路史》说夏王封调于徐之妄
若木封徐之说，虽始见于齐、梁以后书，然记载之笔，众口同声，则必有所由本。特书缺有间，无从知其原始耳。今罗氏既辟众说，以若木为费国继统之君，然则安从而有徐国乎于是特地为徐造始封之君曰调，造始封之爵曰伯，造始封之时曰夏，大书特书之曰：“其立于淮者为嬴氏。”按其文义，似所谓调，乃若木之后也者，又似非若木之后也者，又似嬴氏是始于调也者，遁辞游说，真可谓离奇而恍惚矣。而世之妄人为徐氏谱者，遂私造世系，于夏初则大书调名，以为始封之祖。故余每阅徐氏谱，凡有调名者，即弃去弗览。童时作《月湖徐氏家乘》，即已疑之，然不敢辟之，以为泌既作书，岂敢白日梦呓，创立名号因故附载其说于下，乃积十余年而此疑始豁然解也。《水经徐县注》曰：《地理志》曰：临淮郡，汉武帝元狩五年置，治徐县。王莽更之曰淮平，县曰徐调国也。夫但曰“徐调国”，则未知其为夏封欤商封欤周封欤确凿之曰：夏世有调，已为大妄。《地理志》非他，班固《汉书》之《地理志》也。泌既著书立说，据《水经注》为文，宜取其所引原书略考之。《地理志》曰：“临淮郡，武帝元狩六年置，莽曰淮平。又曰：县二十九，徐，故国，盈姓，至春秋时，徐子章禹为楚所灭。莽曰：徐调。”是正与改黎县为黎治，莒县、陈县为莒陵、陈陵，郢县、驺县为郢亭、驺亭之属同，一纷更可笑。若“调”为徐始封之君，则“治”与“陵”与“亭”，皆将为五国分茅之祖耶泌胡不据而改正之既考原书，复取《水经注》覆视之，则“王莽更之曰淮平”为句，“县曰徐调”为句，而“国也”二字，或误或衍，或有脱文，皆不待智而博者，始能知之，而乃略不加察，遂据讹本，自造三代典故，其卤莽若此。武英殿刻《水经注》，是改正之曰：“王莽更之曰淮平，县曰徐调，故徐国也。”注曰：近刻脱“故徐”二字。而赵氏一清校《水经注》曰《汉书?地理志》曰：徐，故国，莽曰徐调。《寰宇记》引《班志》云：故徐国也。此文“徐调”下落“故徐”字，精明详慎，真熙朝儒者之言。又按：王冰《黄帝经序》称：黄帝九子，二曰金天，封荆，三曰挈，封青。四曰青阳，封徐。夫挈者，挚之误也，金天、挚、青阳，同是一人即是。
第三，论王逸说周宣封于徐之谬
《松高》之诗曰：“虋虋申伯，王缵之事。于邑于谢，南国是式。”又曰：“申伯番番，既入于谢。”谢也，非徐也。谢为申国封内之境，宣王命召伯城谢，使居之，故曰“于邑于谢。”又曰“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谢者，城邑也，非封国也。《汉?地理志》：南阳郡，有县三十六，其首曰宛，故申伯国。有屈申城。而其支县曰棘阳，棘阳东北有谢城，地去徐之在淮泗间者甚远，岂得混而一之《易林》大畜之中孚：“周公祷，谢。”“谢”字与“安宁如故”“故”字为韵；左思《魏都赋》：“慎墨而谢”，“谢”字与“神蕊形茹”“茹”字为韵，盖古者徐、谢二字音近，故有此误。齐、鲁、韩诗未亡时，或有作“既入于徐”者，然不过诗之异文，而即据为典要，王氏之疏矣。且申侯爵而姜姓，徐子爵而嬴姓，此其谬误无待深论。
第四，论偃王名号
以诞为名，据之《竹书》，无可疑者。偃王之称，周秦人无解之者。而生号当时所无，自当从王逸说，以偃为谥。特谥法无偃安。北宋《谱》称：谥之曰隐，与《人表》合，则偃、隐声近，周秦人称偃王，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