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扰詹印的难题在哪里呢？
作为主管钟组部的领导，詹印深知证据确凿并非查处省部级干部的决定因素。
或者说，查处省部级干部的决定因素很多，唯独跟经济问题无关。
那么，大泽湖事件查处与否的决定因素是什么？
简单地说，傅格冲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傅格冲背后站着大泽省根深蒂固的地方系——甄家系。有个夸张的说法，在大泽你只要姓甄就能被提拔重用。
这个甄家系为何如此厉害？
话说甄老爷子属于跟于老爷子、白老爷子等相提并论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国元勋，并积极参与建国后的经济建设，几起几落经历大风大浪。
与其它传统家族不同的是，他没扎根京都，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挂了个副国级虚衔便回到老家，此后甄家在大泽枝繁叶茂遍地开花，成为最具影响力的主流地方系。
当年沈燃、沈直华父子就攀着甄家系一步步上位的，可惜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最终还是功败垂成。
傅格冲四十岁前都平淡无奇，擅长投机钻营的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只不过混到副处级，在处级干部满把抓的省直机关平凡得不能再平凡。
之后机缘巧合之下听说“鉴定古玩”的故事，顿时灵光一闪，特意跑到香港拍卖行不惜重金买了两件古玩，再通过七拐八弯的“线人”安排下，恭恭敬敬敲开某位领导的家门。
不到半个月便接到调令，从民政厅直接调到申委办公厅秘书处，还顺便提了个正处级，成为那位领导秘书班子重要成员；一年后空降到外省某市任副市长，之后***副书计、市长；再然后回到大泽任副***、常务副***、***、申委书计。
因为他坚持不懈送精品古玩，甄家系就把他推到申委书计高位吗？那可真是想得太简单了。
正治向来是复杂的。
傅格冲虽说靠甄家系平步青云，本身也很有水平，工作方面毫不含糊，仕途一路走来政绩亮点频现，体制内外好评如潮，正是老百姓所称道的“好官”。他尤其擅长抓经济，因为大学就学的经济管理专业，毕业后曾在国企锻炼了两年。也是看中这个优势，甄家系才把他列为重点培养对象。
世上从来就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傅格冲的任务是什么呢？又要提起前面出现的本土企业贾洛集团了。
一直以来大泽有个说法：真真假假，无敌天下。真指是甄家系，假则是贾洛集团以及更庞大的贾洛系。
贾洛系有多大？据说最鼎盛时期旗下有二十多家上市公司，近三十家地方银行、保险公司、资产管理公司、投行、典当行和金融租赁公司等，总资产几千亿！
有消息说通榆的榆钱集团也属于贾洛系，但未得到钱观证实。
然而从爱妮娅接手金融系统事务后，看清垄断性金融寡头抽血性掠夺对国民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开始逐步收紧绞索，有计划分步骤地收拾这帮吸血鬼。随着一道道金融监管、房产监管、土地监管、投资监管行政指令的出台，这个系那个系日子愈发不好过起来，被迫从国外撤资，内地市场也全面收缩战线，抛售房产、变卖股份，财富资产大为缩水。
傅格冲临危受命，从***到申委书计几年间负责协调贾洛系有序撤退，占据新的战略要地和图谋发展新风口——筹集不到资金，傅格冲出面向银行施压；甩卖资产价格谈不拢，傅格冲采取行政手段策应；涉及国有资产产权变更手续繁琐，傅格冲打招呼放行，如此等等。
某种意义，傅格冲成为甄家系在商界的代言人，牢牢捆绑在贾洛系战车上。
钟纪委查傅格冲，技术上毫无问题，但詹印下不了决心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
一是工程量浩大，正治风险高。
查处封疆大吏并非老百姓想象的“只要京都想查就查”，通常情况下京都不想查。
除了前面提到的群众影响外，对所在官场的震撼和动荡不啻于原子弹爆炸。凡涉及到的收贿索贿都得查，那么哪些是主动行贿，哪些是被动贿赂？
哪些是正常人情往来，哪些是*、利益输送？
哪些是鉴于能力突出破格提拔，哪些是收取巨额好处抬手放行，或者京都方面打过招呼？
而且在查处过程中，确实存在家属、身边工作人员打着领导旗号办事或索贿的，该不该记不到领导头上？
领导真不知道，还是睁只眼闭只眼？
还有秘书从中揩油，甚至秘书拿大头领导得小头的笑话，后来进了**点领导还奇怪，说我就猜到人家出手没这么小，原来被那小子占了便宜！
再具体到受贿金额认定，古玩要按市场价计算，可万一经鉴定是赝品呢？红木家具不是红木、黄金成色不足、田黄石只是贴了层皮等等，算还是不算非常棘手。
每每查处这类老百姓眼里的大案要案，实质绝大多数时间都浪费在这些争议和灰色、模糊性质的界定方面，外人眼里不是事儿，可砸到谁头上都疼，关系到每个个体包括家庭一辈子的大事，必须慎之又慎。
二是危及金融秩序稳定，容易导致系统风险的产生。
在查处大案要案、重大违规违纪案件过程中，最头疼的莫过于人抓到了，钱没了。
官至傅格冲这种等级领导，要么不挖，挖出来起码几个亿、几十亿甚至上百亿，但这些家伙精得很，总有办法把钱藏得无影无踪，“舍我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