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个时候，在办公厅的保密会议室里，正在进行关于女仆学校前途的会谈。、ybdu、
有关女仆学校的未来，在办公厅内部已经委托契卡、法学会、政治保卫总局进行了几次专项调研――用“更好促进元老福利”为名义。调查的内容从定向就业率、转专业就业率、培训费用到思想状态、工作表现、消费状况……牵扯到女仆学习、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
办公厅进行调查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针对目前的女仆状况特意展开的，只不过林小雅案发生以来，这个曾经一度引起“革命”的敏感话题，不得不再次被拿上桌面来讨论。
1631年的女仆革命之后开始引入分配第一批女仆，二年多来元老们除了极少数人之外，几乎每个人都买了一到二名女仆。即使是女元老，出于有人干家务的目的也买了女仆，象钱家兄弟这样的，因为要兼顾飞云俱乐部的活动，每家都买了二三个。
加上其他为元老服务的“生活服务人员”，目前在办公厅管辖下的为元老生活服务仆役们，已经形成了一个一千多人的元老仆役阶层。
这个阶层尽管人数并不多，却是每天都能看到元老，和元老说上话的人。特别是高踞在这个阶层顶部的“生活秘书”们：有些人已经为元老生育了“二代”，即使她们未来不一定会成为元老的妻子，作为元老子女的母亲。在家庭中的地位也不会太低。
元老们固然对目前的状态很少不满，但是执委会和元老院中的有识之士还是意识到了这一体制存在问题。政治保卫总局安插在各机关、学校和工厂里的“十人团”递交的日常报告、契卡的常规性反职务犯罪检查和归化民、土著通过各种渠道送来的“揭发材料”中，“女仆”、“生活秘书”、“首长的丫鬟”、“元老的女人”之类字眼的出现频率正在不断增加中。
办公厅的调查正是为此而展开的。不仅“女仆政治”初露峥嵘，女仆尴尬的法律地位也不止一次的在某些专业讨论中被提及，并且随着林小雅一案暴露无遗。
马甲就这个问题专门和萧子山谈过。
在谈话里，马甲特意提到了姬信汇报的程咏昕建议使用《大明律》法条来辩护这件事。
“虽然程咏昕的辩护设想完全是建立在对《大明律》的错误的认识上的。不过也可以看出目前女仆的身份非常的尴尬。我查了下：办公厅要她们签绝契，她们的奴婢身份，其实沿袭了过去广州站的做法，当初的目是为了防止购买的人口逃走而采取的一种预防手段。借助大明官府的来威慑逃奴。也是早期我们法律体系不健全。为了应付大量的土著人员管理，按照大明传统习惯法搞得应急措施，现在新的法律体系逐步建立起来。就与旧的措施产生了矛盾，继续沿用这套已经没有必要了。首先是我们的政体必然是不支持蓄奴合法化的；其次，过度的人身依附性也不好――很容易搞出包衣制度来。毕竟多数人还是习惯性的认为奴才比人才好用。”
萧子山说：“程咏昕的想法虽然不靠谱，但是更让人担心的杨元老本人的想法。我和你说过他的想法。”
“是的。从法理上来说。杨欣武的想法是行得通的，但是真搞这么一出来，势必会造成可怕的后果，幸亏给您几句话压住了。”马甲不露声色的恭维了下萧子山。
“一场轩然大波。”
“不，比轩然大波严重多了，造成的恶劣后果恐怕将是长远性的。所以我说你的这番谈话堪称功在千秋。”
“言重了吧。”
“一点不。”马甲认为包括萧子山在内，大多数元老对“元老法律豁免权”的负面性认识不足，“你知道。杨欣武提出的自己顶罪基本思路是《共同纲领》中的‘元老豁免权’，这个豁免权规定过于宽泛。除了三大死罪之外，等于是豁免了元老所有的法律责任――换而言之，元老院内部只有‘家法’，没有法律。这是个相当危险的事情：不仅牵扯到歧视压迫土著的问题，还涉及到元老内部的团结。”
马甲对女仆的法律地位问题有过深入的研究――可不是办公厅下达的“课题研究”才开始的，从女仆体制建立起来的第一天开始，他就秘密在法学会内部布置了这一研究课题。
“你详细说说吧，你知道现在女仆体制要改革。”萧子山说着端起杯子喝了一口茶。
马甲知道这位办公厅主任最好喝茶，各驻外站往往会少量罗致一些大明的“名茶”作为“特别用”，其实大多数元老对喝茶这种事根本不在意，主要是为这位萧主任服务的。
不过这位萧主任喝茶可一点没有“品”的意味，他习惯用一个旧时空带来的中号搪瓷茶缸，喝起来“咕咚有声”――正如妙玉所谓的“牛饮”。
马甲也喝了一口茶，说道：
“林小雅这件案子，折射出我们现在不少元老对他们的女仆的二个基本认识：第一，女仆是奴婢，如果不算牛马一样的‘会说话的工具’，起码也是低人一等的奴隶；第二，女仆是归化民中的贵族。
“很显然，这两个认识是矛盾的，但又是对立统一的。因为女仆太特殊，她们的确是奴仆，但她们却是元老的奴仆。作为归化民的一员，她们实际上是处于法律地位――姑且不论是哪家的法律――最底层，不但没有人身自由，连赎身的权力都被取消，必须彻底的依附于元老本人。而她们作为元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