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苏联在奥地利并非没有合适的代言人。有三个著名的奥地利**人在战时偶在苏联避难，他们是前**书记约翰·科普莱尼希、恩斯特·菲舍尔和弗朗茨·霍纳。其中菲舍尔可以说在战时最为富有领导人旗帜，他在莫斯科电台向奥地利民众作定期广播，直到他在战争结束时归国为止。而霍纳则在南斯拉夫积极从事游击活动，成为奥地利游击队的领导人。但是最终被莫斯科看好的还是在战争中比较低调的约翰·科普莱尼希。、
在以后几周内，奥地利境内的局势迅速陷入僵局。其背景自然是三个主要占领国的关系日趋恶化。但是莫斯科方面并不介意，因为此刻第三帝国已经轰然崩溃，苏联不再需要西方世界的支持，何况此时在战后德国的处理问题上，在关于波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问题，西方盟国和莫斯科都存在着争执。斯大林不介意在奥地利问题上用独断专行的方式给予西方世界更为明确的压力。
不过奥地利人并不打算放弃投奔西方阵营的机会，尽管西方世界面对苏联的红色铁骑和手握的毁灭性力量颇为忌惮。但是在战后由苏联政府所一手操办的奥地利全国开展中央议会和州议会选举之中，尽管得到了苏联方面的大力支持，奥地利**人所获得的选票并没有能够压倒由奥地利人民党和社会党组成的右翼联盟。
选举结果有趣地证明，尽管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奥地利的民主党派在纳粹的独裁统治之下遭受压制而销声匿迹，但奥地利人的政治忠诚还是坚持不衰。和第一共和国的初期一样，天主教势力强大的农村地区主要是投人民党的票，而城镇则投社会党人的票。苏联当局过高地估计了**人竞选的实力，到选举揭晓时他们才大吃一惊。
不过虽然莫斯科方面感到颜面尽失，但是当选为奥地利第二共和国总统的卡尔·伦纳博士还是不得不任命**人约翰·科普莱尼希为联邦总理，而更为关键的内务部则交给了同样来自**的恩斯特·菲舍尔，因为在施瓦岑贝格宫前的广场之上已经竖立了巨大的红军纪念碑。造型是一个一手擎旗，一手持盾的苏联士兵，他象征着解放，更象征着无与伦比的力量。
而与此同时，奥地利与昔日的藩属—南斯拉夫之间还存在着复杂的边境纠纷，一旦维也纳失去了莫斯科的支持，那么铁托对克拉根福的领土要求便随时可能导致奥地利国土的沦丧。而西方世界对于奥地利人也并非全都那么友好和慷慨，最后进入奥地利西部地区的法国人就表现出了不亚于莫斯科的贪婪，他们不仅大肆掠夺奥地利的相对完好的工业系统，更消耗着供应奥地利居民的本来不足的粮食。
从许多方面来看，这次大选和通过自由选举建立起经四国正式认可的奥地利政府，是非常重要的。首先，这向外界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奥地利的民主精神虽经多年的独裁统治和战争，却远远未被压服，不仅能够继续存在，而且变得更为成熟了。
而两个主要政党各自抛弃了战前基督教社会党人某些比较极端的教权思想和**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在伦纳政府当政期间，他们已经显示出能够在一起共事，其合作程度是第一共和国时期所难以想望的。现在他们表明毫不迟疑地同意把这种合作继续下去，而且在职务分担方面几乎没有耽搁什么时间就取得一致意见。
促使他们团结一致的不仅是来自东、西两大阵营的双重压力。还有国内皇室的复辟企图。长期流亡海外的卡尔·路德维希大公和罗伯特大公得到了法国和美国的支持重返维也纳，并公开开展政治活动。奥地利人民党所创办的报刊立即提出强烈抗议。而奥地利政府则重申，前共和国所通过的并在宪法里体现的有关驱逐不肯宣布效忠于共和国的哈布斯堡王族成员的法律仍然有效。继而**人所控制的内务部雷厉风行的发布一项正式命令，驱逐那两个大公并解散由他们所组织的奥地利人联邦同盟。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卡尔·伦纳博士对于东、西阵营而言都并非理想的人选。他早年所奉行的“民族文化自治”理论不仅被列宁斥之为“最精致、最彻底、最有害的民族主义。”在西方也缺乏市场。但是不可否认他却是当时情况唯一拥有足够威望、足以领导整个奥地利走向复兴的政治领袖。
战后整个经济体制已经瘫痪了。在维也纳和奥地利东部作战时期，大批的粮食、原料和工厂装备都被撤退的德军运走或破坏。而战争本身又对春耕春种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害，同时使一年的收成落了空。剩下来的许多东西，不是为当地居民所抢走，就是为苏联军队所征用。在西部占领区内，大批投降德军和难民的存在，纳粹的逃亡，盟国军队的到达，南斯拉夫的侵入和依靠德国战争机器推动的整个工业和经济综合体的崩溃，也使工业处于停顿状态。
伦纳不得不向托尔布欣元帅求援。在苏联的援助之下，维也纳居民分配到了油、肉、糖和干菜，使整个城市免于饥馑。而盟军所控制的西部占领区的情况却并不那么理想。当地多山的地理环境，使得即使在正常情况下也不宜于农业生产，而大量难民涌入所导致的人口更令正面临广泛性缺粮的西方世界（英国本土当时也被迫实行面包配给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