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离京前五日，从宫城到通州才开始铺垫黄土，暂定御道周围才开始进行戒严，但这一次，礼部早已知会顺天府，不得无故扰民，不得召集百姓于御道两侧迎送圣驾，而且朱由校的仪銮特地于暮色时分出京城，因而即便在出行这日的白昼无数百姓自发而来时，但苦苦等了五日也没看见圣上的半点容颜。
这一次，朱由校没再直接由通州走运河经临清下江南，而是由保定府走真定直接去西安，对于江淮与江南这一带，在朱由校从舆论管控与动辄流放偏远之地的双重打击下，士绅集团的势力已经被铲除殆尽，且经过几年新政改革，已经趋于安定，而无需朱由校再去扰乱其商业经济秩序。
相反，随着新政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尤其是改土归流的进一步深入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使得这些世世代代生活在西南的苗、土家等生番土司们有很大的抵触，同时，由于大量江南士子被流放到这一带，使得这一带的思想已经变得空前的活跃，越来越多的川黔滇等士子开始抨击时政，抵制朝廷新政实施。
所以，朱由校将自己巡视的第一站放在了西南，在他看来，自己作为帝王有必要给这些下乡支持大明教育事业的江南文人们再敲一记警钟，警告他们务必要牢记之前的教训，毋得暗自结交政治性团体，毋得干涉词讼，插手行政之事。
同时，朱由校还得给整个西南地区的士子间的主流思想定个调子，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或许还需要杀鸡儆猴，也需要标榜几个正确思想的俊杰青年。
当然，这些都只是巡视西南时的政治目的，既然难道出一次京城，自然也不能满脑子都是朝政正事，该放松时也得放松，领略领略自己的江山，尝尝非皇家御厨所做的地方美食，看看民间的娱乐方式和大明这几年来的新变化也是此次巡视的目的。
在北直隶境内的保定和真定府，朱由校并没有逗留多久，基本上都是在赶路，进入山西境内后也只是在大同见了孙传庭，两人一起登上大同关关城谈了些军政问题后没到两日，朱由校便启程直接去了西安。
而此时，已经由三边总制改为陕甘总督的帝师孙承宗已迎候多时，自天启七年以堂堂大学士之高位，帝师之尊被外放到陕西后，孙承宗已有十余年没有看见过自己的这位学生兼君上。
因而，孙承宗对此还是很激动的，如今已年过古稀的他也不知道还能活多久，但还能在有生之年，再一睹圣颜却也是死而无憾之事。
按照原本的历史，孙承宗会在这一年因为满清鞑子入关劫掠时破了保定高阳而致使已罢职还乡的孙承宗被满清鞑子杀死，但在此刻的大明，满清早已被灭，孙承宗自然也就不会在这一年死去，且说不定还能多活几年。
但即便如此，孙承宗如今也是七十有六之人，即便不死也已是垂垂老者，再加上为避免被御史说他恋栈权位，因而孙承宗本人则主动请求告老还乡过几次。
但朱由校都没批准，如今整个大明疆域早已是不是从前可比，而陕甘承担着大明军队西进与北上西伯利亚的后勤供应基地的重要任务，因而此地非一员重臣坐镇统筹协调不可。
朱由校自然不会让孙承宗告老还乡，如今大明最缺的就是官员，尤其是这种统筹一方的封疆大吏，孙承宗这种有威望也有行政能力且老成持重的能吏自然不能闲置。
残忍点说，朱由校宁愿自己的这位老师在岗位上累死也不能让他回乡安养，因为大明还需要他。
离开西安，朱由校便去向了汉中，且正好要经过祁彪佳所在的秦安县。
因为这些年泰安县财政收入有所改观的缘故，作为泰安县教谕的祁彪佳的收入也有所改观，祁彪佳现在也用不着起早贪黑地为地里的生计忙活的同时还得授业教学。
但已经习惯农耕生活的他依旧还种着几亩田地，在学生放假之日或者晚上亦或是早晨还没上课时，他都会去地里倒腾几下，对于祁彪佳而言，他已经喜欢上这样的生活状态。
朱由校恰巧要抵达秦安县时，便已有东厂暗哨禀报说，东林巨子祁彪佳就在此县任教职，朱由校此行一项目的就是要看看这些昔日被他流放山野贫困之地支教的江南士子如今都是什么模样。
所以在得知这个颇有气节有傲骨却又跟自己尿不到一个壶里去的祁彪佳居然就在这个看上去的确不怎么起眼的偏僻小县，便命人告知当地知县，立即收拾出县衙来，他这个皇帝要在这秦安县盘桓几日。
秦安县知县听了自然是受宠若惊，为迎接圣驾，便听从旨意忙不迭地动用自己的小金库破天荒的将县衙修葺了一番。地方官素来是有钱也不修衙的，毕竟修葺衙门不但花了钱财还会讨个贪污钱财的名声，但此刻为了让陛下住的舒服点，秦安县知县也就顾不了那么多，更何况他动用的还是自己的小金库，并没有花公中的银子。
等到朱由校的圣驾到了秦安县的时候，秦安县的官员都已到了城门外跪迎，秦安县知县严德全是贡生出身，这辈子也没见过当今圣上自然有些战战兢兢，其他县属官自然也是如此，也唯独只有祁彪佳颇为从容，毕竟他还是天启二年的进士，也在朝做过官，因而见过朱由校。
朱由校一下马车就背着手走到了一身穿七品官服的人面前：“你就是知县严德全？”
“回禀陛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