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厦门乃是不得已而为之。”福临这句点评也算是初步同意。
“皇阿玛，至于广东澳门，早就是西人贸易之所了，朝廷何不顺水推舟，也好让汤老玛法在同乡面前更好说话？”弘毅突然嬉皮笑脸将矛头指向了汤若望，却让福临心头一动——让郑芝龙时率领着船队常去震慑震慑那帮红毛，何乐而不为？
“老臣惭愧！”说是惭愧。汤若望可对小皇子的照顾感恩戴德！
“皇阿玛。再者说，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也会乐观其成的。”弘毅意味深长看着皇帝。
“嗯，澳门须得严控，平南王责无旁贷！”说是责无旁贷。其实是让其他三个“异姓王”都能通过“穿一条裤子”的尚可喜来分得一杯羹。不要对同安王太过眼热。
“琉球首里。不言自明。”说到最后，弘毅言简意赅到了极致。
“哈哈，朝廷置员于此地。开设基地、驱除倭寇，的确不言自明！”福临心领神会。
“既然皇阿玛和诸位大人对此五处海港开口通商不存异议，玄烨就详细说说如何操作才能达到‘内紧’的目的！”
弘毅莞尔一笑，众人这才明白他刚才为何对内紧外松的策略一笔带过——后面才是详细阐述！
“同安王畅行海上之后，朝廷需要明定——五口外销货物，同安王可开出清单，由五口官府置办备齐。大清船队需从官办货场采办，装船外销。舶来之物，无论取自北方之朝鲜、日本，还是来自南阳诸地，靠泊不算，最终只能返回厦门港。”
“这是为何？”福临带头发问。
“集中采办外销之物，同安王就不能自行采买，以致囤货居奇、哄抬物价，好断了他的奸商念头。”好在前面弘毅费了好大口舌来论证郑芝龙的种种本性，这个理由很容易就被众人接受了。
“海运货物抵达厦门，依据户部三吏账簿之数，官府清查无误后，不可就地贸易，而是重回海上！由朝廷另选他人，另组近海船队，南运广州、琉球一部，北运上海、胶州一部，以方便就近的南北贸易。”
“这是为何？”福临认真问道。
“货物不上岸，就变不成白花花的银子，也就无法让郑氏父子中饱私囊了。等到广州、胶澳等四处货物贸易完结，则照账册所记，按官府六、郑氏三、水手一的分成，完数调拨银两给同安王就是了。只是那些水手的一份，却要厦门府台官吏依照名册发放，不必经过同安王之手。”
“好好！妙极！”福临大肆点头，重臣却心有余悸——好你个小玄烨，这可真是太狠了！
狠在何处？弘毅上嘴皮一碰下嘴皮，就让郑芝龙辛辛苦苦运回来的“蕃货”连厦门都进不了，变不了现，可以说只能等着朝廷发工资了,而且还全是记账工资！
弘毅的盘算远不止于此——郑芝龙是现在大清海上贸易的导师级人物，就必须避免垄断。在远洋贸易的同时，再扶持几个近海贸易的小“公司”，大伙都跟着沾沾光，也好都耳濡目染学一学，人才还必须多多益善不是？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
其实弘毅还有几处原因不好明说——
其一，“隆庆开海”的主要措施是“月港开放”。由于从一开始就以“于通之之中，寓禁之之法”为原则，不允许漳泉二府以外地区商民对海外贸易的参与，以月港地区的“开放”来成就全国绝大部分沿海地区的“海禁”，它只能导致走私贸易的兴起。
其二，月港的开放十分有限，对本国海商非但未能提供任何方便的贸易条件，相反却制定了许多苛刻的限制，从而使中国海商在国际贸易中最终因没有国家实力为后台，不敌西方殖民势力的竞争和剿掠而无法扩张贸易规模。政府武装护送商船才是解决之道！
其三，明朝政府把对外贸易口岸限定在地处偏僻、远离内陆商品货源地，并且有重山相隔的闽南，其本身就是为了使月港开放对内地的影响降到最小，这也就大大降低了对全国经济发展的意义。
其四，月港排斥外地商民参与开海贸易的活动，从而在全国商民中造成了一种不公平的海外贸易环境，也没能达到消除海盗源头的目的，反而因此激起走私贸易的泛滥，明末中国沿海又兴起一个“中国海盗的黄金时代”，走私贸易的大规模泛滥，就是明证。
所以，让广州、上海和胶澳、琉球都来个“利益均沾”，也是对以上种种的“防患于未然”！
“皇阿玛，内紧之处还不止于此！儿臣请您下旨明定：福建例，一如四川平西王吴三桂、广东平南王尚可喜、广西靖南王耿继茂这三藩——其应用粮饷，可会同所在总督、巡抚料理支给，凡军机事务悉听其王调度。至于官评、民事、词讼、钱粮，仍归地方官各循职掌料理。[2]文武各官有事见王，俱照王礼谒见。”
“哈哈，玄烨这是把朕在顺治八年颁给吴三桂的谕旨，还有顺治十一年颁给尚可喜、耿继茂的谕旨，捏合在一处了呀！好，准行！那你刚才说三藩之例在福建需要变通，这变通在何处？”
福临记性不比弘毅差，清楚记得自己亲政之后的每一道的旨意，更记得弘毅刚才强调的所谓“变通”！
“皇阿玛圣明之治！儿臣变通之处，是在福建各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