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朱自清结集出版了第一本诗文集《踪迹》。1925年，由好友俞平伯介绍，朱自清北上清华大学任教授，创作由诗歌转向散文，发表了《背影》《荷塘月色》等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
代表朱自清散文较高成就的，大都收入《背影》《你我》诸集子里。《背影》写的是家庭发生变故的背景下，父亲送别儿子时的一番情境，作者以简约、朴素、亲切的笔触，表达对老父亲的怀念之情。《荷塘月色》是明净幽远、意境卓绝的写景散文。叶绍钧这样赞誉朱自清的散文：
念起来上口，有时代口语的韵味，叫人觉得那是现代人口里的话，不是不尴不尬的“白话文”。
1929年春，朱自清在清华大学开设了“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后来还到燕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讲授“中国新文学研究”，一直到1933年。
从现在的讲义内容上看，朱自清研究的是上自1898年，下迄1933年的文学状况。分总论和各论两部分，共有八章。1982年经人整理后，以“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为题，发表在该年第十四辑《文艺论丛》上。
认真研究《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会发现朱自清对郭沫若的文学评价甚高。朱自清与郭沫若年龄相当，又都是在二十多岁以写新诗在文坛暴得大名，更有趣的是二人都是从写新诗转向研究古代中国文化。但他们的人品性格、生活方式及人际关系却有着很大差异。朱自清先是文学研究会的骨干，后又执教于弥漫书香之气的清华大学国文系，乃典型的学院派文人。而郭沫若则不同，先留学日本，是创办创造社的中坚，后又投身北伐，身兼政府要职又能埋头创作、研究文史，是革命家兼学问家类型的知识分子。
众所周知，创造社一直与其他文学社团都有过论争，与文学研究会也曾笔战不休。笔者在《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一书中，有过较多评述。参加革命活动的革命作家郭沫若，与自由主义的学院派文人，有着理不清的隔膜和矛盾。
奇怪的是，革命作家郭沫若偏偏受到学院派文士朱自清教授的高度赞誉。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研究”讲义中，充分肯定了郭沫若在新文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让文坛愕然。
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研究”讲义第二章第七、第九两部分，都讲到了郭沫若。特别是在最后一部分中，重点介绍了郭沫若《革命与文学》中的公式：
革命文学=f（时代精神） 文学=f（革命）
“革命文学”口号酝酿于1923年，由共产党人邓中夏等人首先提出，1926年郭沫若与蒋光慈等人重新提出。在文学与政治之间画等号，使文学沦为宣传工具，根本不是郭沫若们的发明。在政治上，他们受制于当时党内的“左”倾路线；而文学观念上，则受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影响。郭沫若们正是持这种违背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政治=文学”的错误观念，首先拿五四时期资深的作家如鲁迅、胡适、茅盾等人开刀祭旗，对他们进行“总的清算”。
朱自清介绍郭沫若的《革命与文学》中的公式“革命文学=f（时代精神） 文学=f（革命）”时，未加以批判，这与朱自清作为20世纪30年代初的学院派的思想局限有关。比起在北平任教的朱自清对郭沫若诗歌的推崇，沈从文1930年在上海中国公学所开的以新诗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学课中，对郭沫若诗歌的评价就相对客观。
1930年下半年，沈从文的讲义改名为“新文学研究”，在武汉大学以线装发行。沈从文将此书寄给远在美国的朋友王际真，并在《致王际真》（《沈从文全集》第十八卷）中说：
我那个讲义（《新文学研究》）或是你用他教书倒很好，因为关于论中国新诗的，我做得比他们公平一些。
沈从文在讲义中，讨论了汪静之、徐志摩、闻一多、焦菊隐、刘半农、朱湘六位新诗诗人的诗作，没有提及“新诗祖宗”胡适，也没把写“完全脱离旧诗的羁绊”之《女神》的郭沫若列位其中。
胡适对新诗的“尝试”，在诗体解放方面开风气之先；郭沫若的新诗充满“新的光明和新的热力”（《女神之再生》）。但是，在新诗的意象、境界、神韵方面却未见像样的成果。
沈从文在讲义中，提到郭沫若，肯定了他“以更豪放的声音，唱出力的英雄的调子，以非常速度占领过国内青年的心上的空间”，同时还说，“用年青人的感情，采用虽古典而实通俗的词藻与韵律，以略带夸张的兴奋调子写他的诗，由于易于领会，在读者中便发生了无量的兴味”（《论刘半农的〈扬鞭集〉》）。
沈从文对郭沫若的诗评，虽三言两语，却剀切中理。沈从文从郭沫若新诗的思想内涵分析其诗的特点，这也完全符合郭沫若“政治=文学”的文艺观。但有人就不高兴了，批评沈从文在评价郭沫若的新诗时，“更多流露出的是批评”，还说“沈从文推崇含蓄蕴藉，因此不满于郭沫若的夸张、不节制”，故怀疑沈从文所说的“公平”。
文信公《正气歌》云：“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评论家的直笔，是正气的体现。以朱自清推崇郭沫若，便不准别人指点郭沫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