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袁世凯曾表示“此事好商量”，唐绍仪信以为真，就通知了直隶议会，准备按原计划操作。但袁的许诺不过是权宜之计，目的是为了骗取同盟会放弃陆军总长一职，而由其亲信段祺瑞充任。因此，当5月23日王芝祥到京后。袁世凯表面上对王称誉不绝，大排宴席，并聘为高等顾问，每月给车马费800元，礼遇优厚，背地里却和冯国璋、段祺瑞等商议，决定利用一箭双雕的计策，利用此事排挤唐绍仪。试探同盟会。唐绍仪不是说王是“北洋民意所在”吗？袁世凯就来个针锋相对，搞出“北洋军意反对”。
冯国璋、王占元等十余人秉承袁世凯的旨意，于27日联名上书袁世凯，声称直隶各路军队对委任王芝祥督直“绝不承认”，“且极愤懑”。他们说非有“声威兼著。在直隶有年，感情甚孚，及军界素仰望者，难资镇慑”。随即。袁世凯就发出两道命令，其一是“都督责权重大，本省人民不能随意迎拒”，要查明请王督直地电报，是否系奸人擅自发电，如果查实，要予以严惩；其二斥责军人不应“迎拒主将”，大讲不许军人干涉政治。看起来似乎是各打五十大板。实际上却以军队反对为借口，拒绝了直隶都督的任命，改委王芝祥为南方军队宣慰使，协助黄兴遣散南方军队。
王芝祥能否出任都督，直接关系到内阁地威信和权力，如果袁世凯阻挠，内阁就会变成总统府地附属机关，责任内阁就无从谈起。唐绍仪在此事上坚持自己的方针。认为不能因军队反对。失信于民，力图挽回。一再要求袁世凯尊重《约法》，甚至不惜跑到袁世凯地府上去和他吵。
袁世凯大怒，说：“王是革命党人，如果让他督直，不亚于引狼入室，将来他和南方联合，我们还有余地吗？”
唐绍仪苦口婆心地劝说：“我们既然先前已经答应，现在就不能食言。”
“是你答应的，我并不知道。”袁世凯耍起了无赖。
“不管你现在答应不答应，这是责任内阁的权力，我要发布命令。”见袁世凯这样，唐绍仪开始发飙了。
袁世凯没想到唐绍仪居然敢这么对他说话，愣了半天，从牙缝中挤出一句话：“我不盖印就不能生效！”
如此一来，袁、唐二人公开闹翻，但唐绍仪也不甘示弱，“你做初一，我做十五”，袁世凯既然不给任命王芝祥为直隶都督地命令盖印，唐绍仪也还以颜色，拒绝在袁世凯任命王芝祥为南京宣抚使的命令上签字。不料袁竟无视《临时约法》关于大总统发布命令须由内阁副署的规定，几天后把未经唐绍仪签名副署的委任状交给王，对内阁的权利表示十足的轻蔑。
这一举动等于是公然向《临时约法》挑战，旨在试探临时参议院的态度。由于先前秦时竹已通过吴景濂传达了静观其变的意见，人民党参议员一个也没有参与，其它各派议员也将其看做是袁、唐之间地北洋系内讧，正等着看好戏，并没有多少人支持唐绍仪。虽有少部分同盟会议员提出了质询，但无济于事。
袁世凯趁热打铁，又转而在王芝祥身上下功夫。他在财政极度紧张的情况下，拨给王芝祥一笔巨款作为宣抚经费，数目远远超过实际需要，并暗示王剩下的经费一律不必上缴。王芝祥也是个爱财的官僚，眼看白花花的银子，如何不动心？就乐呵呵地南下就职，直隶都督由冯国璋接任，空余出来地禁卫军军统一职，就由荫昌接任。本来是两家公文顶牛，等这一手“釜底抽薪”实现后，唐绍仪的败局是谁都可以看见了。
接二连三的刺激，使得唐绍仪再也无法忍受，他见责任内阁名存实亡，自己的满腔抱负变成了空中楼阁，越发心灰意冷。再者他觉得自己以总理之尊，对同盟会和顺直议会地承诺居然无法兑现，又觉得是一种严重的侮辱，对袁世凯越发憎恨。恨归恨，唐究竟是袁的老朋友和助手，没有勇气与袁进行法律上的斗争，而只采取了自行引退的办法。五天后，唐绍仪留下一道辞呈，也没有再去面见袁世凯，就偷偷地溜到了天津。
中华民国的中枢，开始了第二次变动……
不得不承认，葛洪义虽然不擅长破案，但他搞情报的嗅觉和直觉都是准的，当初大家都以为是件普通地刑事案，是他力排众议，坚持认为其中有文章，并且不辞辛苦，到赫图阿拉蹲点。事实证明，他的判断和逻辑都是对的。几天后，关于黄姓商人的情报源源不断地传来，种种迹象表明，此人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人。
根据在当地商圈中的调查，此人从来未来过赫图阿拉，更没有收购过皮毛，凡是和他接触过的，都承认他们仅仅在去年冬天才看到过这个人，而且，据他们反映，这人压根就不懂皮毛，每次看货都有一个人陪同。如果说这些还不足以证明的话，那么有一个关键性地事实是无论如何也解释不了地，不要说眼下不是皮毛交易的好时候，他压根就没有从当地购买过皮毛，当地几个有名地皮毛商都和他打过交道，说此人从来只看货，不买货。
消息汇总到葛洪义那里后，他就琢磨出味道来。一方面在电报里说“货已备好”，另一方面又反映此人根本就没有货，那么这两者必然有一个为假。从盘问和调查的情形看，皮毛商不像在说假话，黄姓商人拍电